第一卷 京师风云 第106章 帝制风波

在各地争先恐后表态后，这一年的12月10日，参政院公布由各代表投票决定的国体为主张君主立宪，全票通过。有了“民意”基础，袁世凯得意忘形，申令：“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数表决，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惟…望另行推戴”。

当然无人会被“推戴”----没人敢于被“推戴”，也没人敢于“推戴”别人。当场杨度和孙毓筠提议说：“本院前由各省委托为总代表，尤应以总代表名义恭上推戴书。”秘书长拿出准备好的推戴书当众朗读，要求袁世凯“俯顺舆情，登大宝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经纶…”。参政全体起立，一致通过。11点半，在欢呼声中散会。

当天中午，袁世凯接到推戴书，立即发回，并申令“另行推戴”。他首先表示：“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并假惺惺地说什么“惟推戴一举，无任惶骇。本大总统从政垂三十年，……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生民，追怀故君，已多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誉无可自解者也……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

收到袁世凯的申令之后，当然要进行第二次推戴，参政院即于当日午后五点再次开会，院长孙毓筠提议起草呈递第二份推戴书，获得了全体通过。这次，推戴书极力颂扬了袁世凯的功德，说他“功崇德茂，威信素孚；中国一人，责无旁贷；昊苍眷佑，亿兆归心”，因此，希望袁世凯能“毋循礼让之虚仪，久旷上天之宝命，亟颁命诏，宣示天下，正位登极”。

理所当然地要被驳回。

如是者三，这是中国历朝历代的传统了。

到12日一早，袁世凯申令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于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文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子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他的意思是为了“救国救民”，只好当皇帝了。

此时的袁世凯，如同被将士披上皇袍的宋太祖一样，半推半就中完成了称帝最后的程序。在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后，袁世凯揖让再三，最终接受了国民的“拥戴”，真的要改制当皇帝了。袁世凯宣布，他将于1916年1月1日恢复中国的君主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取义为“弘扬宪法”。总统府改为新华宫，接受皇帝的称号。

上应天命须有礼。袁世凯想做皇帝，需要有名声的文人给他鼓吹，在当时最出名的要属章太炎了，也被诱骗到北京并被软禁在龙泉寺。当然，待遇是优厚的，安排了两个下人，每月特供生活费600大洋，比教授的收入都高，那是想着能让他回心转意呢。

到了登基前，袁世凯想让他写“劝进书”。这回章太炎难得地同意了。他不假思索，一挥而就，书云：“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

袁世凯气得冒烟，但鉴于章太炎巨大的名望又不敢加害，只能自嘲说：“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时人便称章太炎为“民国之祢衡”。

小小的不愉快不影响大局。在正式登基之前，袁世凯决定先举行一次百官朝贺会，日子让袁克定来挑。袁克定急不可耐地说：“就明天，12月13日就是个好日子！”

次日上午，袁世凯在中南海举行百官朝贺会。由于时间仓促，事前也没有做什么准备，前来朝贺的官员只包括在京的官员，地方大员们都没有参加。滑稽的是，这次朝拜既没有统一服装，也没有规定程序，来贺的官员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则身着西装礼服，武官更是戎装入贺，而有的闲职人员干脆穿着便服就来了。可以说，这个登基仪式，就是一场古今中外的服装大联展。

仪式由袁皇上的“御干儿”段芝贵主持，但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皇上竟然命朝贺时行三鞠躬礼，他想象中的三叩九拜竟然无从施展，令他懊恼不已。当天9点整，在四名武官的引导下，袁世凯来到居仁堂，但他并没有穿上大家所猜想的那身价值百万的龙衮服和皇冠，而是身着大元帅戎装，甚至连帽子都没有戴(因为他素来讨厌那顶插羽毛的元帅军帽)。不过，这反显得他那大脑袋更加油光锃亮，仿佛紫气东来，洪福齐天。

尽管文武百官已经分成班次，但段芝贵是个武人，也不懂得什么司仪的规矩，还没有等袁皇上就座，他自己抢先拜了下去。而旁人也因无人指挥，参拜时乱七八糟，有鞠躬的，有下拜的，也有喊“皇帝万岁”的，参差不齐，反弄得袁皇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踌躇半天，只是左手扶着御座龙椅，右手还手掌向上，频频向鞠躬叩拜者点头示意。

朝贺仪式结束后，袁皇上便让大家散去，各自回去上班，就连筵席都没有请大家吃一顿。等大家走出居仁堂后，这才回过神来：这朝贺仪式也未免太简陋、太节约了吧！就跟平常一样，好像是关门做皇帝，偷偷摸摸、见不得人似的……这算怎么回事吗？

可不就是这样，等到蔡锷、唐继尧等人在云南举起“护国”大旗，袁世凯只好将登基日期后推，说要等平定了叛乱再行登基。不料这一推就遥遥无期，而护国战争也非一时半会能结束的，结果袁世凯至死都没有正式登基，充其量也就是个“关门皇帝”。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都要“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这“牺牲”祭品变不变倒无关紧要，国都也是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因此“徙居处”也就大可不必。但在“改正朔”上还是需要做做文章的，那就是在1916年后废民国五年而改行洪宪元年，历法也改用《洪宪元年历书》；至于“易服色”，按今文经学的“夏黑商白周赤”的三统循环理论，洪宪王朝应崇尚红色，因而登基三大殿的廊柱都要刷成红色，瓦也要换成红瓦，以示喜庆。

除此之外，皇帝登基按例得对有功之臣封王赏爵，好处均沾，但这里也遇到了一点小问题，那就是之前的故人旧友。袁皇上也不好意思让他们称臣，于是便想出列入“旧侣”(计有载沣、奕劻、世续、那桐、锡良等数人，均为前清王公或者名督)、“故友”(计有徐世昌、赵尔巽、张謇、李经羲，即后来的“嵩山四友”)、“耆硕”(王闿运、马相伯等)三类，这些人可以享受不臣之礼。至于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师旅长以上人等，分别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见者有份，一口气就封了128个，就连已故的前国务总理赵秉钧也追封了一等公。

此外，作为封建王朝文化门面及正统宣示的丰碑----孔子的后代也被重新扒出来：中华民国唯一的世袭爵位----衍圣公，也落到了孔子后裔孔令贻身上，给中国王朝的落幕重重落了一笔。

不是所有的人都发了昏。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其帝制活动日益公开，他名义上的重要助手、副总统黎元洪不同意；北洋之虎段祺瑞也不同意；北洋之狗冯国璋几乎要刀兵相向了。

段祺瑞作为袁世凯的重要手下和亲信，对老袁的影响力一直是很大的，袁世凯为了笼络段祺瑞，把自己的义女嫁给他为续弦，并在多年宦海生涯中一路将他提拔，曾在满清朝廷中官居一品，恩同再造。但是段祺瑞反袁称帝的态度最坚决,后来形势一发不可收拾，作为一名有十足影响力的军阀、袁政|府中|央陆军总长，段祺瑞直白反对称帝，并坚辞陈情“此事危及国家安危和总统身家性命，万不可做，万不可做”。走火入魔的袁世凯一心想要当皇帝，对段祺瑞的劝阻根本听不进去。段祺瑞的苦口婆心与虔诚表现被袁世凯认为是背叛。

在袁世凯称帝的闹剧中，段祺瑞进行了消极抵制，没有参加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的百官朝贺。只是在公馆里对自己的亲信徐树铮慨叹“项城作孽啊！”段祺瑞反帝立场从未动摇，这一点对于倍受袁提拔、屡受袁照顾的段祺瑞尤为难得。

对段祺瑞的“忘恩负义”之举，老袁是深为不满的。在称帝后进行的大封赏中，总计有128人被封爵，唯段祺瑞一人榜上无名。由此可见，袁世凯知道段祺瑞并非真心劝进，对他自帝制活动以来的不合作和暗中抵制的态度仍耿耿于怀。

段祺瑞的叔叔劝他说：“老头子向来器重你，可你在帝制问题上却一直顶牛，他怎能不生气呢？何况，总统、皇帝还不是一回事，你何必太认真？”段祺瑞却皱着眉说：“那可不是一回事。项城做总统，见面只要敬礼、拉拉手就可以了，如果做了皇帝，见他就得磕头，话也得跪着说。我最恨这种长子变矮子的把戏。”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真正忠诚的人，却常常忠而见疑；而把他往绝路上引的，却总是受到重用。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恰恰是段对袁世凯忠诚和负责的表现。可惜袁世凯不但不领情，反倒想算计他，真是让人叹气又可笑。

至于江苏督军冯国璋，老袁经过几次暗示以及老冯的表白，老袁知道他是无法收拢老冯的心了。冯国璋忠于前清，再让他向新朝效忠，感觉打脸。而且他一直认为自己是袁的合法接班人，而绝不甘心匍匐在袁后人的脚下。

两人现在的关系极冷，就差一点刀兵相向了。袁世凯固然不跟冯国璋讲真话，冯国璋对袁世凯其实也存有二心，他甚至认为等不到袁克定继位，袁世凯就会对自己下手----以江苏地位之重要，袁世凯又如此处心积虑地加以防范，一旦称帝成功，势必要斩草除根，永绝后患。

再说老袁一直试图以支持的袁克定、陈宦、杨度等取而代之，为了自保，冯国璋开始准备与云南的蔡锷、广西的陆荣廷互通声气，结为外援。

另一位胆小怕事的黎副总统则难得地鼓足了勇气。废话，做老袁的副总统已经很尴尬了，再做“副皇帝”就有些不伦不类了，再说也没这岗位呐。袁世凯曾试探黎元洪这位姻亲：“近来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你看怎么样？”黎元洪听后正色道：“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亲家你做了皇帝，怎么对得起武昌的死难烈士？”到了朝贺仪式上，前副总统黎元洪（袁世凯做了皇帝，黎副总统当然就成了前副总统）也不曾前来。袁世凯给黎元洪封了个“武义亲王”，不料这前副总统却屡加拒绝，不肯接受。这事传出去后，一首童谣也不胫而走：“好江山，做不牢；好江山，坐不牢；亲王奉送没人要！”

对此，中国一位哲学家已预料到反对派极其强烈的反应，当时他这样写道：“我们用木头或泥土雕塑出一个人的偶像，称它为神。把它放在美丽的庙宇里，让它坐在辉煌的神龛里；人民崇拜它，认为它是不可思议地强有力的。但是，假如有个疯子把它推倒、踩在脚下，并把它抛进肮脏的池塘里，假如有人发现了它，再把它捡回来，放在原来神圣的地方，那么，你将发现它的魅力已经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