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燃烧的翅膀

想学不给机会，回国又不甘心，这滋味别提让人多憋屈了，早在熊克武到达日本之前，就发生了自费生包围和冲击中国驻日使馆的事件。

熊克武的运气还不错，当他来到日本时，已经有了新的选择，那就是加入日本私立军校——东斌学堂。不过在留日学生特别是自费生中，已经悄然形成了一股愤怒和失望的情绪，而矛头所向，赫然正是当初将他们送出国的那些拖着“马尾辫”的高官。

事实表明，当时的中国政府选定日本为留学目的地，是完全打错了算盘，因为盯住这批留学生的，还有在国内尚无立足之地的革命党人。

革命思潮很快在留日学生中得以蔓延，大家都变得不安分起来。某日，熊克武听到了一个令他激动不已的消息：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到了东京。

太好了。熊克武到处打听，找到了孙中山的临时住所。

1905年7月25日，这是熊克武永远难以忘记的一天。这一天，他见到了自己的偶像。

孙中山一见面就问他：“熊君在此学什么？”

得知熊克武在学习军事，孙中山又问：“为什么要学习军事，你认为学来有什么用？”

熊的回答几乎脱口而出：“当然是为了富国强兵。”

这是标准答案。很多留日学生尽管在潜意识里早已离经叛道，但他们能用来答题的还是出国前记住的答案。

得换换名堂了，要不然革命党到东京来干什么？

孙中山斩钉截铁地说：“熊君错了！”

这位未来的国父侃侃而谈：“当前国势如此微弱，并非仅仅因为军事不如列强，不如的地方多了去了，那么根本到底在哪呢，就在于清廷腐败。”

“试想，有这样一个无能政府在那里，它会用你吗？退一步说，就算它会用你，也来不及了——等你好不容易学成回国，国家已经亡了。”

对熊克武来说，这绝非空洞缥缈的大道理，而是触目可及的残酷现实：从先前国内政府对待他们这些自费生的态度来看，一腔热血换来的极可能是报国无门。

曾经的踌躇满志，变成了眼前的一片茫然，我们的前途到底在哪里？

孙中山把自己的答案告诉了他，那实际上也是革命党的基本纲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有一种独特的体验，叫做醍醐灌顶。就在这一刻，它属于熊克武。

此后的一切均顺理成章。1905年8月19日，熊克武加入了同盟会。履行完宣誓仪式，孙中山把他带到隔壁：“祝贺你，自今天起，你就不是清人了。”

加入同盟会的川籍留日学生共有数十人，其中熊克武还参与了同盟会总部的机要工作。在他所要掌握的联络暗号中，被清晰地打上了民族革命的印记——

问：你是哪里人？答：汉人。

问：持何物？答：中国物。

问：做何事？答：天下事。

一把火刚刚点起，迎面却浇来一盆冷水。

革命党人口诛笔伐的“腐败清廷”可不是木头，东京的热闹景象引来的是惶恐和吃惊：我们要培养的是接班人，可不是掘墓人。

赶快动用外交牌，让作为东道主的日本人好好管管。

此时日俄战争刚刚结束，日本要拓展自己在东三省的势力，就不能置中方的要求于不顾。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新规则，其中一条，就是不论你进入公立还是私立学校，一律都得由驻日公使出具担保。

留给自费生学军事的唯一一条路也被堵死了。这些新规则毫不意外地引起了强烈反弹，在同盟会的领导下，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举行了罢课抗议，一部分人决定直接罢课回国，其中最有名的是“鉴湖女侠”秋瑾，熊克武也名列其中。

这些回国的留学生，大部分都是自费生。原因不言自明，公费生有担保有前途，“又吃纣王口粮，又说纣王无道”的人虽有，但总比不上自费生多。

熊克武他们回国，可不是坐在家里歇着，有的是要兴办学堂，比如秋瑾，有的是要发展武装，比如熊克武，而他们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发动起义，政府即将为自己的连续失策付出代价。

同盟会总部认为，长江流域是军事上的必争之地，四川因位居长江上游，要第一个拿下来。

四川起义的任务就此落到了川籍的熊克武等人身上。

革命党人都是由学堂里读书的白面书生演化而来，要发动起义，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必须寻找同盟者，这些同盟者要天不怕地不怕，敢造反能造反。恰好巴蜀盆地最不缺的就是此类好汉，这就是哥老会，当地称为袍哥。

早年的黑社会除了吃饱饭外，还有政治上的理想追求，比如袍哥就是如此。这个秘密组织创立于明末清初，其宗旨是“反清复明”，两百多年过去，甚至连他们自己对辫子之类都习以为常了，但却从未放弃当初的誓愿。

革命党要“驱逐鞑虏”，袍哥要“反清复明”，大家在这一点上结成了同志。在熊克武回国之前，袍哥中的舵把子佘英已受到革命党的格外关注。

舵把子相当于黑社会大哥。佘英高大魁梧，义薄云天，在袍哥会党中拥有极大的号召力。更为难得的是，他还忧国忧民，对私下流传的“禁书”《革命军》和《警世钟》一见倾心，曾在群众中广为宣讲。据说当他在市井演讲时，“听者如堵”，没有不为之感动的。

佘英是泸州当地人，他找了个办法。

泸州有端午节赛龙舟的风俗，节日期间，到处人山人海，周围赶来看热闹的外地人多不胜数，几千人填进来不算什么。

这个办法不错，缺点是时间太紧，端午节转眼就要到了，武器和人员却还来不及准备。

顺着日历再往后翻，大家都把视线聚焦在一个新的时间点上：1907年11月14日，农历十月初九。

当天是慈禧太后的寿辰，和其他地方一样，泸州方面自然也要跟着拍马屁，忙前忙后，粉饰太平。假如在这一天起义，准保能打官府一个措手不及。

那就把日子定下来。

计划不错，可惜赶不上变化，首先是武器准备上出了问题。手工制造炸弹不是一般的diy，过程非常之危险，熊克武等人在试制炸弹时，中途发生爆炸，不仅伤了自己人，还惊动了官府。

泸州的最高军政长官是知州杨兆龙，爆炸案虽然并非发生在他的辖区内，但仍给他敲响了警钟，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则更令他如临大敌。

泸州城内外突然出现了许多陌生人，把大大小小的客栈旅店都挤得满满的。这些人当然都是赶来参加起义的外地会党，他们的身份都改换成了客商，可问题是赛龙舟早就过了，也没有其他赶集什么的，这种反常情况不能不让人猜疑。

另一方面，袍哥会党毕竟不是纯正的革命党，大部分人认为革命就是像鲁迅在《阿q正传》中所描述的“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有人甚至在外面说：“佘大哥（佘英）的星宿出现了，他不久就要做皇帝，我们的日子就好了。”

民间的传言越来越多，在杨兆龙看来，这就是暴风雨即将到来的前兆，让他如坐针毡。

苦思之后，杨知州向佘英发出邀请，请他入府议事。

在从黑社会大哥转变成为革命党人起，佘英便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因此没怎么犹豫就来了。

等待他的，是一个陷阱，或者换句话说，是杨兆龙设下的请君入瓮之计。官衙内早就杀机毕露，持枪拿刀的堂勇埋伏在账后，为的就是要擒贼先擒王。

如果佘英身边前呼后拥，又或者进府后东张西望、左顾右盼，杨兆龙便立刻下令捉拿。可惜他的好计未能得逞。

佘英单人独骑，神态自若，与官府原先的想象大相径庭。

客套几句后，杨兆龙便找了个借口溜到内室，他要听听幕僚们的意见。

幕僚们议论纷纷，有的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这佘英既然敢单刀赴会，又如此从容镇定，说明他心里没鬼，那些传言或许是谣言。

还有人则心有余悸地说，佘英是袍哥中的龙头大爷，实力惊人，就连我们府里的差役堂勇也多半是他的徒弟。万一传言不实，草率拘捕，闹出乱子可怎么向上面交待？

见众人这么说，杨兆龙就犹豫了起来，就是这么一犹豫，为佘英提供了脱身之机。

幕僚确实看得很准，很多堂勇自己就是袍哥会党。见知州久不露面，其中一人给佘英悄悄咬耳朵，当然用的都是暗语：“大爷，水涨了！”

水涨了，就是事泄了。等杨兆龙拿定主意，准备将佘英扣下时，后者早已脱身而去。

一边是打草惊蛇，一边又不想放弃行动计划，熊克武遂作出临时调整，将起义时间予以提前。

不料杨兆龙的行动更快，他宣布全城戒严，关闭城门后大肆搜查客店。城内外的起义军彼此隔绝，难以形成呼应，在泸州发动起义立刻失去了成功的可能。

第一枪哑了火，熊克武没有放弃，转而启动备用方案，组织革命党人分兵奔赴成都。

成都是四川省会，当然比泸州更为显要，一旦起义成功，影响也更大。而从情报上看，11月14日那天晚上，四川总督及以下文武大吏都要聚集于“会府”。

会府又称万寿宫，里面设有皇帝的九龙万岁牌，不过官员们此番去会府并不是要讨好皇帝，而是为了给太后祝寿。

要想一网打尽，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了。

泸州起义是计划以袍哥会党为主，成都起义则是以新军为主。

从甲午战败到签订辛丑条约，中国传统陆军之无能为力已成了人尽皆知的事实，“习洋枪，学西法”的新式陆军（简称新军）应运而生。

每个省都分到了编练新军的指标，四川因为是大省，被安排要编三镇（镇相当于师）新军，当时已经编好的是第十七镇。

政府编练新军的初衷，与派遣学生留日没有不同，可对革命党来说，“洋化”的新军比之于那些绿营八旗，好渗透得多。最后的结果是，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反过来成了革命党用于武装起义的长枪利剑。

在成都军界，从作为新军预备队的弁目队，到正规新军，革命党人都发展了一批内线。

除此之外，赶来增援的袍哥会党人数也不少。泸州调集了三千人，集结于成都的会众则多达五六千人。

熊克武信心十足。让他没想到的是，泸州之事竟然在成都重蹈覆辙：官方改变了祝寿地点，然后是全城戒严，断绝交通，搜捕党人。

一锹下去就想掘个井，当然是显得过于心急了；可是连着三锹下去，连个泉眼的痕迹都没见着，无疑又让人郁闷到极点。

接下来的时间里，熊克武和他的同志们就像久无收获的渔夫一样，被迫把鱼网翻出来，一段段地查找，要找出究竟是哪里出现了窟窿。

就三次起义的策划来看，无论是早先放弃的端午节还是后来的慈禧太后寿辰，时机都掌握得很好，且由革命党人主导，在这方面并无明显漏洞，但细究一下就不一样了。

细究的结论就是问题出在实施阶段，恰恰在这个阶段，革命党人退居幕后，站在前台的是袍哥会党和新军内线。

熊克武猛一击掌：症结找到了！

新军里面，只发展了很少一部分中下级官兵，他们在军营里犹如沧海一粟，作用微乎其微。袍哥会党倒是人数众多，可惜鱼龙混杂，很多人还是改不了帮会习气，结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现在，导致起义失败的基本脉络已经可以勾画出来了。

第一，新军指挥权仍掌握在当地官府手中，在会党走漏消息后，他们可以动用新军提前进行镇压。

第二，作为一支新式军队，新军配备有德国毛瑟枪，会党用大刀长矛与其较量，就像在用纸棺材糊人，没有打得过的道理。

只有把伤疤完全揭开，脓血才能流得干干净净。分析到这里，众人豁然开朗。

看来，靠天靠地靠别人都不行，还得靠自己。不过在此之前，先得进健身房，练几块腱子肉出来。

武器很关键，说到底，就是手里要有枪杆子，而不光是刀把子，这样才能建立同志军。

1908年2月，熊克武专程潜回东京，通过同盟会总部，从日本民间购买到了枪弹。

当他押运枪弹，秘密返回国内时，忽然注意到，人们所戴瓜皮帽上的红顶大多被摘掉了，有的虽然还在，但也染了颜色。

在礼仪至上的东方国度，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信号。一打听，原来跟慈禧太后有关——祝寿不能挽救寿命，老毒物和光绪皇帝都死了。

国内正在举办国丧，在此期间，代表喜庆的红色成了禁忌物，别说瓜皮帽上的红顶，就连市场上的红萝卜都不准卖了。

又一个可遇不可求的起义契机，熊克武大喜过望，立刻展开了精心筹划。

之前发动起义，主要集中在包括省会成都在内的川西南，当地官府已是戒备森严，再要插进去非常困难，熊克武把视线转向了位置完全相反的川东北。那里有一个地方叫广安，防范上相对松弛，州署旁边只有一个保安营。

1909年3月1日，熊克武在广安待机行动。与以往任何一次不同，这次将以革命党人自己组建的同志军为主力，并由他亲自指挥，负责进攻广安州署。

问题是同志军人数不足，而且因运输和寄藏的困难，从日本运来的武器以子弹为多，配备的长短枪很少，这样一来，就缺不了配角的帮忙。

熊克武的计划是分兵两路，除同志军外，另由佘英召集会党，负责从保安营夺取枪械。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所有意外和困难正是发生于这一路。

当天，熊克武派人去佘英那里联络，传回的消息却让他大吃一惊。

佘英在城外的茶馆里遭到了会众的包围！

四川袍哥各有势力范围，广安当地的帮会并非佘英原属手下，他们来参加起义是要领取酬劳的，可是直到要起事的这一天，还没见到钱的影子，众人就不干了。

这不是普通的营生，豁了一身剐，要把皇帝打，弟兄们挣的是卖命钱，你迟迟不给，算搞什么名堂？

帮会就这个觉悟，没办法。此时的熊克武有着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四川革命党的负责人之一，另一方面，出于实际需要，他已由佘英介绍，加入了袍哥并成为舵把子。得知佘英陷入困境，他急忙赶去城外，对情绪激动的会众进行劝说：“钱要给，事情也要办，等钱运到了，必然一个子不少地补发给大家。”

这边刚帮佘英解了围，天眼看着就黑了下来，起义时间到了。

此时衙门和保安营的官吏大多已经回家，士兵们也不甘寂寞，有的上茶馆，有的去酒肆，要出击的话，正是过了这村就没了那店。

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熊克武赶快飞奔回城。

如今的熊克武，早就完成了军校的社会实习任务，从一个未经世事的洋书生，转变成了有一定军事经验的指挥官。

人数不多的进攻部队被他包装成警察，一路押着“犯人”混进了衙门。进去之后，短枪齐发，门卫当即被撂倒在地。这天晚上本来就没多少值班堂勇，见到如此场面，全都被吓傻了，于是躲的躲，逃的逃，悲情到不行。

熊克武很快就占领了州署外府。剩下的任务，是继续往里府搜索进攻，直到活捉知州为止，但一种异样的感觉突然迎面向他袭来。

按照计划，佘英率会党要同时向保安营行动，而州署的附近就是保安营，也就是说，现在保安营那边也应该是枪弹齐鸣了。

可那里一片死寂，死寂到可怕。

熊克武预感到，会党一路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假如真是这样，保安营不会置州署于不顾，必然会包围上来，与里府尚存的兵勇形成内外夹攻，那样会很危险。

熊克武一边控制住保安营的要道，一边派人联系佘英，让会党那路赶快来搬取枪械。

果断的处理，让熊克武再次拿到了胜负手。

可是出了错的环节还在继续出错。等来等去，等不到佘英露面，相反，州署内却咚咚地敲响了堂鼓，那是官府调集援兵的信号。

事后才知道，因为会党在茶馆那么一闹，惊动了警察，反而弄得佘英无法进城，失去了取胜的先机。

城内外的官兵正不断赶来，继续等下去的结局只有一个，就是完蛋。熊克武只得下令撤退。大队在前，他带着两个人在后掩护。

刚跑出保安营大门，从州署方向就追来了一群堂勇，手持刀戟，咋咋呼呼。

开枪怕暴露目标，熊克武收起手枪，拔出马刀，迎头就是一阵乱砍。

像熊克武这样的革命党人，都是砍头只当风吹帽的那种，堂勇们则完全不同，上班是为了养家糊口，所以都指望着别人上去挡刀锋，做替死鬼。

一家人做饭，谁天生是上灶的？你不肯卖力，我不肯卖力，结果只能是大家都畏畏缩缩。轰隆隆的一群人，竟被熊克武等三人砍得东倒西歪。

由于天黑，厮杀之中无法保持联络，等熊克武冲出重围时，他才发现自己落了单，大部队早就冲出了城。

于是他赶快走。到城门口时，两个官兵正要关上城门。

“这就怪不得我了。”熊克武心下想着，一刀过去，砍倒了一个士兵，另外一个小子还没反应过来，熊克武就已经远去无踪了。

广安起义虽没有能够取得成功，但这是革命党人第一次与官军面对面的较量，尤其熊克武在此役中表现出色，像拼命三郎一般冲出城后，他还单人独骑连走了二十多里路。

二十多里，对熊克武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据说他可以一天行走二三百里，中间不歇气、不喝水、不吃饭，所以人称“铁脚板”。

与四川境内的四次起义有关，熊克武要想不出名都难，尽管他外出时一般都进行化装改扮，但仍少不了被“咬尾巴”。不过幸运的是，他每次都能成功地将“尾巴们”统统甩掉。

那些负责跟踪监视的警察和密探都觉得奇怪，怎么跟来跟去就跟丢了呢，难道这个革命党嫌犯飞上天了不成？

其实熊克武靠的就是铁脚板功夫，你要弯下腰来喘口气，喝口水什么的，一抬头，人就不知哪去了。

要练出这种功夫，并非完全靠天赋，还有意志和毅力。两年多来，这个年轻人不断地经历失败，却从未放弃，仍在继续为起义做着准备。

还是要寻找对手的薄弱点。

几个月后，熊克武找到了新的目标：嘉定府（今乐山市）。

乐山位于川西南，跟成都、泸州、宜宾在一块，看似不像一个适合再次发动起义的地点，可这只是死的一面，还有活的一面——乐山官军正奉命围剿凉山地区的彝人武装，后方比较空虚。

打的就是空虚，这一拳下去，无论如何也得砸出点声响来。

广安吃亏，还是吃亏在从日本购买的枪支不敷使用，枪不够用，同志军规模便难以扩大，也就不能不继续使用难托重任的袍哥会党。

为了寻枪，熊克武绞尽脑汁。

根据情报，成都督署将向凉山前线解送大批枪支弹药，其中仅步枪就有一千支，正是革命党人最急需的宝贝！

熊克武闻讯准备在沿途设伏，捉住这条大鱼。可是功夫花了不少，一等不来，二等不来，预期中的押运官军迟迟不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