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真命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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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航琛:生于四川省泸州市泸县。祖父创立了泸县曲酒业著名店铺“爱人堂”和酒类品牌“百花露酒”,乃酿酒世家。刘航琛毕业于北平大学经济系,在财政、金融方面有专攻。经刘湘延聘,主掌财政,为刘湘化解了经济困境,堪为刘湘身边的萧何。刘航琛还是民国著名实业家,被称为四川工商界的“木匠”。
刘从云:生于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早年以算命、占卦为生,后在“孔孟道”,又称“一贯先天大道”中任教主,宣扬“浩劫就要临头,眼看桑田将变成沧海”,信者众多。最兴旺的时候,其信徒达到上万。后“孔孟道”逐渐向军政界扩张,刘从云也被刘湘尊为军师,开始了刘湘独特的“以神治军”。
范绍增:字海廷,生于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自幼不爱读书,终日在外游荡。十三岁入袍哥,后加入同盟会,不断经历被正规军收编,不久遭排挤又上山为匪的经历。自受杨森改编后,从军生涯趋于稳定,杨森一度也对其非常信任。范绍增胸无点墨,且憨眉憨态,人称“范哈儿”,但其人粗中有细,除讲江湖义气外,待人处事也很有头脑。
贺国光:湖北人,毕业于四川速成学堂,与刘湘是同学,为蒋介石幕僚。
李家钰:字其相,生于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毕业于四川陆军军官学堂,此人其貌不扬,绰号李矮子,但作战勇猛,在二线川将中排第一位。出任四川边防军总司令后,成为川军中最小的派系“军官系”的首领。李家钰名义上是邓锡侯部下,实际在遂宁拥兵自重,自立门户,被称为“遂宁王”。
杨森在万县拔刀起舞的时候,重庆的刘湘正一筹莫展。
偶像不是那么好学的,刘湘虽然成功地塑造了宽厚能容的形象,但由于许诺给别人的好处太多,相应给自己留下的饼饼就越来越薄,也越来越小。
为了对付袁祖铭,刘湘的原有地盘一分为三,重庆以东许了杨森,又有一大半给了刘文辉,他自己只剩下巴县、璧山和重庆,几乎已由大诸侯沦为小诸侯。因刘湘字甫澄,甫与虎谑音,时人便戏称他为“巴壁虎”或“巴子国王”。
刘湘属下军队有十一个师,地狭兵多,刘湘根本养不起他的兵,便只能考虑缩编。
一个命令下去,谁也不予理睬。更有甚者,那些武将也渐渐不把他这个可怜的“主公”当回事,各师用人,皆自做主张,事前并不请示刘湘,要用钱了,便自己向税务机关提款,完全把刘湘当成了一个傀儡或泥菩萨。
是人都有个性。刘湘再黏黏糊糊,也忍受不了如此对待,气得甩手就走:不干了,你们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刘湘脾气温厚,导致他在的时候,众将看见他犹如看见空气一样,不觉得有多么重要,他这一走,倒反而把分量体现了出来,因为剩下的人谁也撑持不了局面。
快找“主公”,把他给请出来吧。
“主公”原来是躲到重庆对岸的日本纱厂去了,而且说什么也不肯复出。众将赶紧承诺,以后都听他的话,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军队全部交给你改编,用人用钱,完全听命!”
话说到这个份上,刘湘方破涕为笑,从纱厂里走了出来。
刘湘把十一个师改编为四个师,不能当师长的降为旅长或任它职,这才缓解了危机。
可是他的道路仍很漫长。当年刘备创业殊为艰难,但他最难还不是白手起家,而是寄身荆州,对着刘表长叹功业不建,乃至“潸然流涕”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看到了山峰,而且想要爬上去,可是却感到力不能及,其内心之悲哀和痛苦是外人无法体会的。
刘备经常哭,他的哭内容丰富,但我相信,在荆州流下的眼泪绝对饱含真情,甚少掺假。
想想看,假如刘湘还是个小兵,或者普通军官,他所要做的不过就是服从指挥,就算前面有个难以攻克的敌方阵地,只要闭着眼睛往上冲就是,刘莽子嘛,怕什么。
难的就是他成了“主公”,并且有了不甘雌伏、一匡天下的雄心(讲难听点就是野心)之后。
要知道有多少人在做着同一个梦,结果却身败名裂、粉身碎骨。那刘存厚的成功已近在咫尺,谋士连“隆中对”都给他端出来了,他还功亏一篑,结果被川人笑话成“刘厚脸”,境遇真是要多惨有多惨。
刘湘比刘存厚更有资格接近历史上的皇叔,但谁又知道他到底能不能成功呢,在躲到纱厂里去的那一刻,也许连刘湘自己都感到了前途的渺茫莫测。
三国演义的故事后来有了新发展,不过对书中主人公的要求不是变宽,而是更为苛刻——刘表听了老婆的话,连荆州都不让刘备待,用新野便把他给打发了过去。
那新野仅是一座微不足道的小县城,还与曹操的疆界紧挨着,对方说过来一眨眼就能过来,你甚至可以把它说成是刘表的借刀杀人之计。“巴子国王”的“国土”当然比新野要大,但也大得有限,由于被强邻们包围,随时都有被一口吞噬的可能。
这不是艰难,几乎就是绝境,可是刘备事业腾飞的新起点恰恰就在新野,而刘湘也要从“巴璧”起步,别人称他是“巴壁虎”,他不仅不认为是讽刺,还暗暗以“龙虎”自许,决心“奋发图强”。
在慑服众将之后,刘湘开始轮流到各师督促训练,一方面提高军队战斗力,另一方面保证自己能切实掌握部队,以免再次沦为傀儡。与此同时,他着力刷新吏治,并像刘备当初那样贴出了招贤榜。
缩编军队,缘于没有钱,但说到底那只是权宜之计。以后既要争夺天下,当然还要扩军和打仗,到时免不了又要哗啦啦地往外掏钱,所以保证钱袋子充盈才是根本。
得找个理财专家出来了,可让刘湘头疼的恰恰就是这个,财务主管连换两任,都搞不下去。
并不是这两人滥竽充数,其中一个随刘湘理财多年,另外一个系张澜所荐,向以理财见长,他们之所以折戟,实在是当地的经济太差了。
“巴子国”内,也就重庆好一些。可是因为受战争拖累,这个四川当时唯一的通商巨埠,其实也并不景气,很难收到多少税。
显然,谁要能把“巴子国”的经济搞上去,谁就得有点揽瓷器活的本事。就在刘湘不知去哪里才能找到高人的时候,那人却自动送上了门。
说送上门也并不确切,它还是离不开刘湘的招贤政策。早先,刘湘曾派重庆卫戍司令兼铜元局局长王陵基为代表,专赴北平,从北平学生中招纳了一些川籍学生回川效力。
王陵基出身行伍军人,并非搞金融的专才,让他担任铜元局局长,实在是勉为其难。自上任之后,几乎是月月蚀本,一查账,已尽亏四十五万两纹银,眼看快亏到连家都要不认识了。
王陵基整天愁眉不展,唉声叹气:“都说铜元局是个肥缺,随便哪个人当局长都能发财,偏偏我当局长就赔钱,真不知道撞了哪门子霉星。”
某个回川的北大学生实在看不下去,便向王陵基推荐了自己的一个同学,说他是读经济的,现正在县中学当校长,能否叫来一试。
一个岁数不大的白面书生,能有多大本事,正好王陵基在重庆还办有一家报纸,也是月月亏本,负债已达四万五千元,快要揭不开锅了,王陵基便让这个推荐来的中学校长去接管报社,先用着再说。
来了之后,这个人问王陵基:“假如我接管报社,你对我有什么要求?”
王陵基一挥手:“只有一个要求,以后别再跟我要钱了。”
几天之后,此人拿了一张四万五千元的银票交给王陵基,说:“报社欠你的账从此一笔勾销,以后也不会再向你要钱了。”
此后报社果然走上了赢利的轨道,而且真的没有再向王陵基要一个子儿。
王陵基大出意料之外,一了解,包括那张银票在内,都是报社从正常渠道经营所得,只是前任社长从未想到过而已。
既然年轻人如此能干,王陵基就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任命他为铜元局事务所所长,代他整顿铜元局。
年轻人名叫刘航琛,这还只是他的牛刀小试。
刘航琛从小就聪明伶俐,读书也很用功,要不然怎么考得上北大。就读北大经济系期间,正值五四运动兴起,身边大多数同学都争先恐后地上街游行,只有刘航琛坐在课堂里,该干嘛干嘛,别人怂恿,他就说“何必多事”,又埋着头去看书了。
刘航琛的性格,注定难以叱咤风云,但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术业有专攻的实用型人才。
临近毕业时,刘航琛交出的毕业论文扬扬洒洒,旁征博引,以致于批阅论文的系主任都不知道论据究竟引自于何本经济学专著,对刘航琛称赞不已。那时的大学教授货真价实,尤其北大经济系主任,岂是等闲之辈,连他都脑袋上冒汗了,可想而知刘航琛当时达到的学术水平。
刘航琛是四川泸县人。泸县以生产大曲酒著名,刘航琛的祖父一手创立了泸县曲酒业著名店铺“爱人堂”,但他祖父订有家规,不许子孙做官。
在这位老人家看来,做官的人奴颜婢膝、俯仰由人,活得也不见得有多开心,倒不如有钱在手,不做官也可以一生享福。
刘航琛恪守祖训,毕业后选择了回乡从教,为此还曾多次拒绝地方军头的入幕邀请。
不久以后,一件事深深地刺激了刘航琛。
刘航琛的祖父在经营本地曲酒的同时,发现天津生产的玫瑰露酒很畅销,就自己买了一套蒸馏器,钻研出蒸馏技术,从而制成“百花露酒”,质量比天津露酒还要好。他又别具一格地改用玻璃瓶装酒。当时四川酒大多用瓦罐盛装,这一大胆创新使“百花露酒”一举成名,其销量和口碑仅次于拥有三百年历史的第一曲酒品牌“温永盛”。
烟酒都要缴税,重庆的烟酒税征收局长是个糊涂蛋,他将玻璃瓶装酒一律视为“洋酒”,全都要课以重税,露酒也在此例。为了这件事,刘航琛特地到重庆进行申诉。在递给局长的申诉书中,他写了这样一段话:“钧座(指局长)所订章程,不问酒之洋不洋,只问瓶之玻不玻,假如钧座穿西装,着革履,遂谓之洋人,可乎?”
糊涂局长读后大发雷霆,立即查封“爱人堂”重庆分号,并且还要逮捕刘航琛。
刘航琛迫不得已,四处托人说情送礼,一场风波方告平息。这件事对刘航琛打击很大,让他从此感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光教书而不入仕的话,将可能一事无成。整顿铜元局,让刘航琛得到了入仕的机会,也终于使他能进一步展示自己的才华。
清末民初,通用货币都是银元或铜元。由于连年征战,四川铜元的铸造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据说每年都达到亿枚以上。川中铜矿再多,也经不起如此消耗。重庆铜元局困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铸铜元没材料,有了材料,好不容易铸出一点,投放市场后又获利微薄,还不如不铸。
四川没铜了,刘航琛就去上海买。当时市面上流行“二百文”面值大铜元,他便将一枚大铜元改铸成五枚小铜元,面值仍为“二百文”,取名“新二百文”。
买铜的钱款不需铜元局掏一个子,全是刘航琛让知名钱庄垫的资。“新二百文”铸出后,铜元局也不直接经营,而是让那个知名钱庄负责包销。
“新二百文”很快打开了市场。货币有它自身的价值规律,一开始,由于“新二百文”分量减轻,“老二百文”相对就值钱,人们需要用钢刀将其切割成两片或四片使用,但这样以后钱币变得既难看又不易携带。久而久之,“新二百文”成为主流,不仅川人乐用,还流行于西南各省。
刘航琛给铜元局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他履职的第一年,铜元局便扭亏为盈,不仅弥补了所有亏空,而且还净赚纹银九万多两,顿时把个王陵基乐得连嘴都难以合拢。
王陵基大开眼界,随即就把刘航琛举荐给刘湘。
当时刘湘在财政上已负债达八九百万元之巨,一时拮据到什么事都办不了,正是无比抓狂的时候,听到还有如此理财高手,几有天降财神爷的感觉。
刘湘见到刘航琛,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我请你来,不是喊你来做官,是要你和我共事业。”
刘航琛也单刀直入:“共什么事业?”
刘湘毫不避讳地告诉他:“统一四川!”
话已入港,刘航琛提了个问题:“你是要我帮忙还是帮办?”
刘湘来了兴趣,“帮忙如何,帮办又怎样?”
刘航琛说,如果是帮忙,一切还是你自己做主,你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但要叫我帮办,那就是我认为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刘湘毫不迟疑:“肯定是帮办。能够替我盖章的人很多,我又何必来找你。”
刘航琛接下话茬:“那么,我想问一问,甫公(刘湘)在财政上能给我多大权?”
刘湘笑了:“我也想反问一下,让你办财政,我有哪些权,你有哪些权?”
刘航琛一口气说下去:“甫公有两个权,第一,如果我舞弊,甫公对我有枪毙权;第二,如果我不称职,甫公有随时罢免我的权。除此之外,财政上的所有权都是我的。”
刘湘思考了一下,斩钉截铁地说:“可以!”
刘航琛受命执掌财政大权后,首先朝收税机构开刀。
“巴子国”虽小,各种各样的捐税机构却多如牛毛,其中的负责人大多是各师旅长安插进来的关系户,把玻璃瓶装酒当“洋酒”这样的事屡见不鲜,导致在机构开支庞大的同时,效率反而奇低。
刘航琛为此成立了重庆税捐总局,并从刘湘那里请来尚方剑,将富余机构和人员全部砍掉,实行“苛而不扰”,一方面减少了纳税人员来回奔波的麻烦,另一方面节省出一笔相当可观的费用。
比节流更重要的还是开源。
刘航琛经过反复研究和比较,决定效仿当时的南京政府,通过发行库券公债,来实行“以债还债,以债养债”。
起初公债发行并不顺利。重庆证券交易所开业后,持有者把债券当成烫手山芋,竞相出售。结果导致卖出的人多,买进的人少,被刘航琛寄以厚望的新兴行业几乎成了有卖无买的单面生意。
刘航琛见势不对,赶紧说服金融界中的银行和钱庄进行认购。
可是这银行钱庄的胆子也不见得比一般证券持有人更大。川中连年混战,也不知道刘湘能挺到什么时候,万一不小心被人家给并掉了,这债券岂不等同于废纸?就算有人肯认,起码也得打不小的折扣吧。
大多数都不敢动,勉强认购一些的,不过是看了刘航琛的面子,再狠狠心,赌刘湘下次打仗能赢而已。眼看债券滞销,即便是刘航琛这样的理财高手,也急到直抓头发,抓着抓着,一个灵感忽然被他抓了出来。
有个故事,说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镇江金山寺,看到长江上船只来来往往,热闹非凡,就问寺中高僧,江上一天大概要过多少条船。
高僧回答:“只有两条船。”
乾隆甚为不解,你就算扳着指头数不过来,也不至于告诉我这个答案吧。
高僧之所以为高僧,真非一般光头和尚可比,他解释说:“我看到的就两条,一条为名,一条为利,整个长江上来来往往的无非是这两条船而已。”
其实,名最终也是为利。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先生早就在《史记》中为我们总结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可不,大伙儿整天忙忙碌碌,要死要活,还不都是奔着一个利字去的,尤其是做生意的人,绕来绕去更是离不开这个字。
刘航琛再不多费口舌了。他把债券打到七折甚至是六折,同时大幅提高利息,有的高达月息一分二厘。
债券一面市,刘航琛即让刘湘所属的自有银行和钱庄带头认购,给外界造成一种再不买,马上就会脱销的印象。
商家们果然都红了眼,纷纷上前抢购,证券所连发几次债券皆抛售一空,自此,路就走顺了。
刘航琛发行债券是为了应急,化远期款为现款。学经济的,他懂得实业才是根本,否则就会摧毁信用基础。
当时的军头们大多把商人视为“唐僧肉”,割一块就走,全不管对方死活。刘航琛不是这样,他不对商人进行强派硬索,而是看准机会,自己进行投资。
刘航琛投资的范围和领域非常之广,几乎可以说是无孔不入,因为他到处“搭架子,打楔子”,时人将之比作是四川工商界的“木匠”。难能可贵的是,“刘木匠”在商海纵横驰骋二三十年,但向来以“同业”(即同行)面目参与竞争,从不倚仗“红顶商人”的官势压人。
更难得的是,刘航琛能够做到公私分明,该自己的钱拿,不该自己的钱如数交账。他在外为刘湘做采购,得到二十万元佣金,回重庆后便如数交给刘湘,坚决不入私囊。
在刘航琛这个财神爷的辅助下,刘湘晚上可以抱着金娃娃安心睡觉了,他也终于有勇气回味一千多年前飘荡在新野大地上的那首歌谣:“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我们读三国,当读到新野篇时,一定不会忘记某个关键情节。
对了,三顾茅庐嘛,孔明先生再不出场,这书都没法看下去了。
刘湘也读三国,自觉要说缺,也就是缺一个“神机妙算,能够安邦定国”的活诸葛了,毕竟刘航琛只能在经济领域如鱼得水,军事政治上可帮不了他什么忙。
这个神人在哪里呢?
有一个神人的名字其实早就传进了刘湘的耳朵,此人叫刘从云。
刘从云不仅是神人,还是远近闻名的“神仙”。据说他上通天文、下谙地理,袖藏乾坤八卦,能知过去未来,那真是才如诸葛、智赛刘基。
还有人神乎其神地说,刘神仙其实就是天上的神仙下凡,之所以暂隐凡间,为的是等候真命天子礼聘他做军师,以便襄助对方一统天下。
说句老实话,当初从速成学堂毕业,包括刘湘自己,都不会想到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可那个算命不要钱的王篾匠不是说了吗,他会前程远大,怎么样,真的应验了。
前程远大跟真命天子能不能画等号,刘湘急盼着再找一个人来算一算,既然刘神仙也在寻找真命天子,那岂不正好。
于是刘湘写了一封信给刘从云,邀请其来重庆。写完了信,刘湘有没有做好三顾茅庐的准备,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刘神仙接信后马上屁颠屁颠地跑来了。
演义毕竟是演义,史书毕竟是史书,在现实生活中,大吏弯着腰礼聘贤才的情景早就绝迹了,这一点,连“神仙”都清楚,所谓过了这村就没了这店,还是主动点好。
一见到刘湘,刘从云就失声大呼:“我今天遇到真命天子了!我要做军师,辅佐督办,平定天下,统一中国。”
刘湘又惊又喜,但表面上还要强自镇定,作谦卑状。
这边刘从云继续唾沫横飞地进行点评:“督办的相貌,隆准凤目,实乃帝王之姿!”
相完了面,他又论起了风水,说刘湘的祖坟怎样怎样,不得了啊,预示着后代要出皇帝。
刘从云特地申明,他从未去过刘湘的老家大邑。
你没去过,如何知道得这么清楚?刘从云说,他有“慧眼”,足不出户,不管千里万里,一律可以尽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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