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星期日早晨十点，卡佳将在梅日杜纳罗那亚旅馆宽阔的门庭与巴雷见面。这家旅馆也就是亨西格一直坚持要住的地方。熟悉这儿的西方人都管它叫“梅日”。维克娄和亨西格坐在旅馆大得反常的大厅里，目的就是要看看他们快乐的重聚，然后出游。

天气很好，到处弥漫着秋天的气息。巴雷很早就专心地在等她。他在前门口一辆辆载着第三世界领袖鱼贯进出的专车之间徘徊着。好不容易，她那红色的拉达车终于出现了，就像葬礼中突然冒出的一个玩笑。小安娜的手伸出了后车窗，看上去就像手帕般雪白。塞吉则像一位苏联官员，直挺挺地坐在她身边，手里紧紧地抓着他的渔网。

对巴雷来说，先注意这一对孩子是很重要的。他老早就想过了，并且也事先告诉自己一定要先这么做，因为不可再忽略琐事，也不可再将凡事付诸机缘了。他先对这两个小家伙猛力地挥了挥手，再往后车窗里向安娜扮了个鬼脸，才往前座车窗里望了进去。马特维叔叔端坐在驾驶座旁边的那个位置上，刮了胡子的脸庞散发着像板栗一样的光彩。他戴了一顶格纹呢帽，帽檐下，水手般的眼睛闪闪发亮。不管现在是晴是雨，为了迎接这位英国人，他把最体面的衣服都穿在身上了：一套斜纹布西装，最好的鞋子，外加上领结，还有一个形状交叉的珐琅制革命旗帜别在他的衣领上。马特维降下了车窗，巴雷将手伸了进去，和他热切地握了握手，并且对他喊了几声“哈啰！哈啰！”到了此时，他才敢把目光移到卡佳的脸上。一时之间，巴雷似乎是忘了台词，或是她有多么美，而有好一会儿讲不出话来。还好，他终于还是堆出了笑容。

但是，卡佳的表情和举止没有任何的拘谨或不自然。

她跳出了车子。身上穿的衣服虽然剪裁得很不合适，但穿在她身上却显得非常的出色。她绕过车子走到他面前，散发出快乐和信任地叫道：“巴雷！”还没有到他的跟前，她已经张开双臂，预备接受一次热烈的拥抱。但她毕竟是苏联好女孩，所以又端庄地退缩了一步，不过还是握住他的手，审视着他的脸、他的头发、他那套老旧的外出行头，一边像好朋友似的说起话来。

“能看见你真是太好，太好了，巴雷！”她大声地说着，“欢迎你到书展来，欢迎你再度光临莫斯科。马特维没法相信你会从伦敦打电话来！他说：‘英国人会永远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教彼得如何航海。如果他不懂得航海的话，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海军了。’你知道，他说的是彼得大帝。马特维只为列宁格勒而活。你羡不羡慕弗洛狄亚有这么漂亮的车子，我感觉非常的高兴，他终于有一样可以让他去爱的东西了。”

她放开了他，而他现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快乐的白痴。巴雷突然叫道：“我的天哪！我差点忘了！”他指的是那几个手提袋，它们已放在入口旁的墙边上。就在他重新拿着它们出现的时候，马特维试图从车里面爬出来，让出前座的空间，但巴雷却不坐。

“不，不，不！我跟这一对双胞胎坐在一起绝对没有问题！你的气色看起来很好，马特维。”说完之后，他就钻进了车内，把他那修长的身子靠到后座去，好像他是在停一辆运货大卡车。他把行李放在身旁，那两个双胞胎带着敬畏的眼神对他笑着，他们的笑容里似乎是在说：这个高大的外国人有那么多香烟和零碎的东西。他买给我们英国巧克力、瑞士蜡笔、画图本，以及波特的英文童话书，又买给马特维叔叔一只新的烟斗。卡佳说这只烟斗，再加上一袋英国烟丝，会让他高兴到无法想像的地步。

巴雷为卡佳买的东西，多到她此生一辈子也享用不尽的地步。唇膏、睡衣、香水以及一条法国的丝质围巾，那围巾实在太漂亮了，漂亮到她舍不得戴它。

卡佳把车开出了梅日的门庭，颠颠簸簸地驶进了一条千疮百孔的公路。一路上她谈着第二天就要开幕的书展，并且糊里糊涂地驶进了那些淹满水的坑洞。

他们大约是朝东的方向行进。温和的九月金色太阳就在他们头上，即使这是莫斯科的郊外，也因它变得格外美丽。他们驶进了莫斯科郊外一片荒凉的平原。平原中随处可见到没有主人的田野、荒废的教堂及用竹篱笆围起来的劳改营。群集在一块儿的老旧楼房像古老的海边小屋坐落在道路两旁，它们的山形墙和分隔的花园让巴雷想起了童年时代英国乡间的火车站。马特维坐在车子前座，已经开始用他刚刚才获赠的烟斗来熏害同车的其他乘客。他不但抽烟，还细数他吞云吐雾的乐趣。还好，卡佳忙着指点窗外的景色给巴雷看都来不及，哪还有闲情逸致去听他胡扯。

“翻过了这一座山，就可以看到某某金属铸造厂，巴雷。在你左手边那个破烂的水泥建筑物是一个集体农场。”

“太好了！”巴雷说，“太美妙了！今天真是太棒了！”

安娜已经把她的蜡笔都倒了出来，摊在大腿上。她发现如果用口水把蜡笔的笔尖舔一舔，再画在纸上，就会留下像漆一样的痕迹。塞吉催着她赶快把它们装回盒子里去。巴雷为了让这两个小孩维持和平，就在他的图画本子上画了一只动物，让她去着色；但是，莫斯科的道路表面颠簸不平，好像有意要跟他们这两位拿画笔的人过不去。

“不是绿色的，你这个傻孩子！”他告诉了她，“有谁看见过绿色的牛？卡佳，你的女儿以为牛是绿色的。”

“噢，安娜完全是脱离了现实！”卡佳大声笑着说，并且转过头去看安娜。安娜则对着巴雷吃吃笑着。

车子里，马特维不停地自言自语声、安娜开怀的笑声和塞吉无奈的感叹声交织成一片。伴随着他们的，是引擎痛苦的隆隆声。车子里，除了自己的声音以外，谁也听不清别人的话了。突然，他们转离了道路，越过一片绿油油的草地，直上一个连路都找不到的山坡。卡佳和孩子们都放声大笑，马特维则一手抓紧了他的帽子，另一手抓紧了他的烟斗。

“你明白吗？”卡佳硬是在喧闹中扯起嗓门大声道，好像是和情人在一个问题上经过了很久的争论之后，终于证明了她的观点是对的一样。“在苏联，你高兴去哪儿就去哪儿，只要你不侵犯到那些百万富翁和政府官员的土地。”

他们在喧闹声中冲上了一座山丘，又扎进一个低洼的草丛中，但很快又从那里爬上了一条小路，像是狂风巨浪中勇敢地与风浪对抗的一叶小帆船。小路边上有一条小溪。小溪流进了一片桦树林，小路也就跟着它一直延伸进去。卡佳让车慢慢开。他们独个儿在天堂里。伴着他们的，也只有那一条通往水坝的小溪和河边可供野餐的青草地。草地上空间宽广，足够让他们玩“拉普达”球。于是他们从后车厢中拿出球和棍子，大家站成了圆形，一个人滚球，另外一个人捡球。

很快地，大家就都看得出来，安娜其实并不想玩“拉普达”球。她要的是赶快结束，好坐下来，边吃午餐，边缠着巴雷。但是“军人”塞吉是个老实人，而“水手”马特维是个热心人。卡佳一边把野餐布摊开在地上，一边对他讲“拉普达”球在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一些不为人知的重要性。

“马特维对我振振有词地说，它一定是美国棒球和你们英国板球的前身。他相信这是由俄国的移民引进英国的。我非常清楚他也一定相信它是彼得大帝发明的。”

“如果这是事实，这也就是这个帝国的致命伤了！”巴雷神色凝重地说。

躺在草地上的马特维仍然一边吐着烟圈，一边口中不停地说着。他那蓝色的眼睛徜徉在列宁格勒过去的光荣历史里，流露出一种慷慨激昂的英雄气概。但是坐在他身旁的卡佳，也只把这位叔叔当做一个关不掉的收音机而已。她专挑他话里的毛病，其他的则一概充耳不闻。她走过草地，爬上车子，关上车门，旋即又走了出来，手上拎着一个油布袋，油布袋里装着午餐。三明治是用报纸包起来的，她准备了肉片、冷鸡肉和肉派做午餐，还有用盐腌的黄瓜、煎得很老的蛋和几瓶啤酒。巴雷则带了几瓶威士忌，马特维热情地举杯向某位已故的君王敬酒，也许是彼得大帝吧！

塞吉站在河边，用他手中的网捞鱼。卡佳向大家解释说，塞吉的梦想是从水中抓起一条鱼，并且煮给大家吃。安娜正在画画，她故意斜放她的作品好让大家欣赏。她希望能给巴雷一幅她的自画像，挂在他伦敦的房间内。

“她在问你结婚了吗？”卡佳拗不过女儿一再的要求，向巴雷问道。

“没有，目前没有，但我一直都是有求必应的。”

安娜又问了另一个问题，但是卡佳听了之后脸马上就红了起来，斥责了女儿一顿。马特维完成效忠义务之后就躺了下来，把帽子盖在眼睛上，说一些只有老天才听得懂的话。不过，不管他说些什么，他总是能在那儿自得其乐的。

“不久他就会开始说列宁格勒被围困的历史了。”卡佳带着浓浓的笑意说着。

她停顿了一下，看了看巴雷。她的意思是在说：“现在，我们可以谈事情了。”

运货车正要离开，它也该离开了。巴雷越过她的肩头看着它有好一会儿了。他对这辆车一直没什么好感，总希望它不但能够友好一点，而且更能识相一些，早点离开他们，让他们不再受到干扰。它的两侧窗户都布满了黑黑的尘埃。感谢上苍，它终于拖着嘈杂的步伐上了路，也拖着嘈杂的步伐离开了他们的视线和他们的心头。

“噢，他非常好，”卡佳说着，“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我，告诉我一切顺利。他病了，但我相信他现在一定已完全康复。他说有许多的事要和你讨论。在莫斯科书展举办期间，会专程去拜访你。他想要很快地见到一些准备妥当的手稿，就算是只有一页也好。我认为这么做可能有危险，但他显然已经等得非常不耐烦。他要你提供有关书名、翻译，甚至插图的建议。我想他已经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位典型的独裁作者了。他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所有事情都搞定，并且找一间公寓，好让你们俩在那儿会面。他希望能够自己做一切安排，你能想像有这种事吗？我想你一定对他影响很大。”

她伸手在袋子里找着。一辆红色的车停在桦树林的另一头。但精神奕奕的她似乎什么也没有看见，自顾自地说着：“我个人以为他的作品不久之后就会被人认为是多余的。限武谈判进展得如此快速，跨国合作的气氛又如此的浓烈，那些悲惨的事件很快就会成为历史，被人遗忘了。自然，美国人还是会不断地怀疑我们。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合作，我们就会把军队完全裁减掉，而两国也就可以联手起来预防未来世界上发生的各种问题。”她一口气说完，不给别人任何说话的余地。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武力都裁掉，又如何防范未来世界上可能发生的任何问题？”巴雷反驳道。结果，他的鲁莽换得了对方的一个白眼。

“巴雷，我想，你的思想既西化又消极，”她一边从她的袋子里拿出一个信封，一边反驳道，“告诉叶可夫说我们需要在人性上做试验的是你，不是我。”

巴雷注意到那个信封上没有邮票，也没有邮戳。只有用西里尔文写的“卡佳”。笔迹很像是歌德的，但谁又能确定呢？他突然觉得有一种紧张的感觉透过了头部和肩膀，像是一种毒药，又像是一种即将发作的过敏现象。

“他已经痊愈了吗？”他问道。

“你们在列宁格勒相会的时候，他很紧张吗？”

“我们两个人都很紧张。是天气的关系。”巴雷回答道，但他仍然在等她的答案。他感到微醉了，一定是刚才吃了什么东西才让他有这种感觉。

“是因为他病了。就在你们两人见过面之后，他因为严重的体力不支而病倒了。他的病来得非常突然，而且非常的严重，甚至连他的同事都不知道他不见了的时候是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为他担心死了。他信得过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他们担心他可能已经死了。”

“我还不知道他还有信得过的朋友。”

“他曾经指定一位朋友做你们之间的联络代表，他自然也有其他的朋友可以为他做其他的事情。”她抽出那一封信，但并没有给他。

“这和你以前告诉我的不太一样。”他一面与自己生出的层出不穷的怀疑搏斗，一面很无奈地说道。

听了他的话，她丝毫不为所动。“一个人交朋友时，最忌讳的就是交浅言深。每个人都需要保护自己，这是正常的啊！”

“说得也是。”他同意她的说法。

安娜已经画完了自画像，迫不及待地等着别人的称赞。在画里，她把所采到的花都给描画在屋顶上。

“好极了！”巴雷叫道，“你告诉她我会把它挂在我的壁炉上面。只有那个地方才配挂她这幅画。在那个地方，左边有安西雅的一张滑雪照，右边有海尔驾驶帆船的照片。安娜的这张自画像可以挂在中间。”

“她问海尔多大了？”卡佳说道。

他真得想一想了。他先得回想海尔是哪一年生的，然后现在又是哪一年了，然后再在耳朵的嗡嗡声中费力地做一下减法。

“啊！现在嘛……海尔是二十四岁了。但是我担心他结婚结得很草率。”

安娜失望了。当卡佳恢复与巴雷的交谈后，她以责备的眼神看着他们。

“我一听到他失踪了，马上就通过我通常用的渠道，试着和他联络，但是都没有成功。我那时的心情真是低落到了极点。”她终于还是把那封信拿给了他，她的眼睛亮出快乐和解脱的光芒。就在他把信接过去的当儿，手有意无意地盖住了她的手，而她也让他这么做了。“然后，八天之前，也就是你从伦敦打电话来的两天后，是星期六，伊格打了电话到我家来，说：‘我有一些药要给你。我们一块喝杯咖啡，顺便把药给你。’‘药’是我们之间的暗号，它指的是信。他的意思是要把叶可夫的信拿给我。我既惊又喜，上一次收到他的信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你看，就是这封信！”

“伊格是什么人？”巴雷说道。他故意把声音放大，好压住他自己脑袋里的喧嚣。

这封信有五页，是用一般有钱人都买不到的上好白纸写的。他的字迹工整。巴雷没有想到歌德还会写这种传统样式的文件。卡佳收回了她的手，轻轻地。

“伊格是叶可夫在列宁格勒的一个朋友。他们在一起读书的。”

她对他提出的问题觉得有点恼，也对他看到信时的老练反应感到不耐烦，虽然他也只能凭着信的外表来判断它。“他是政府一个部门的什么科学家。伊格是如何受雇的有什么重要？你要不要我把它翻译给你听？”

“他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

她告诉了他。他虽然有些怀疑，但听到她带刺的回话，心中反而有些高兴。我们应该有好几年，而不是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在一起，他想。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该拉过彼此的头发，应该乘着一切还没太晚之前，把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都做了。他帮她拿着那封信，卡佳在他身后不经意地跪了下来，一只手扶在他的肩膀上以平衡身体，另一只手伸到前面指着信上的文字为他翻译。他感觉得出她的胸部触碰到自己的背部。他也感觉到，经过一阵思维的分析怀疑的可怕阴影已经退去，内心已经恢复了平静。

“这儿是他的地址，只是一个信箱号码。不过这很正常。”她说着，手指着右上角，“他那时是在一所特别的医院里，也许这所医院还是在一个很特殊的城市里。他是在病床上写这封信的。你可以看到他清醒的时候，字写得多么好看。他把信给了一位当时正准备来莫斯科的朋友。那位朋友把它交给了伊格，这种做法很正常。‘我亲爱的卡佳’——这不是他惯用的起头方式，他有另一种亲昵的表示方法；不过，别管它。‘我现在被一种肝炎给打倒了。但是对我来说，生病是有益的，不过幸好我还活着。’这是他一贯的讲法，先给你上一堂道德教育课。”她又指着信里的一处地方说，“这个词的意思是说他的肝炎更加深了。”

“更恶化了。”巴雷小声地说。

她的手在他肩膀上捏了一把。“用词对不对有什么关系？你要我拿一本字典来吗？‘我的体温很高，脑子里有许多的幻想——’”

“幻觉。”巴雷说道。

“这个词是gallutsnatsiya——”她开始生气了。

“好吧！我们就用这个词好了。”

“‘但我现在已经康复了，并且，再过两天，就要到一个靠海边的疗养院休养一个星期。’他并没有说是哪一个海，他为什么该说？‘除了不能喝伏特加酒以外，我什么都能做，但是那只是一个官僚式的限制。我这个优秀的科学家很快就会不把它放在眼里的。’这种调调不是他特有的吗？‘治好肝炎之后，他马上又想起了伏特加酒。’”

“正是那样。”巴雷同意道，一边笑着讨好她——大概也是要让自己放心。

信上一行行的字写得笔直，就像是在画有格子的纸上写的。没有一处是经过涂涂改改的。

“‘如果所有苏联人民都能有像这样的医院，我们的国家马上就可以变得多么的强大呀！’他永远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甚至在生病的时候也是。‘护士们都美丽大方，大夫们年轻英俊。这个地方与其说是一个医院，不如说是一个充满着爱的家庭。’他说这话是要让我嫉妒。但是你知道吗？他很少谈到别人的时候是开心的。叶可夫是个悲剧人物，甚至还可以说是一个无神论者。我想他们一定也已经把他那恶劣的情绪一并给医好了。‘昨天，我第一次做运动，但我很快就觉得像小孩子一样的疲累不堪。后来，我躺在阳台上，晒了好一阵子太阳之后，才像天使一样地睡着了。我的心里一无愧疚，惟独有一件事一直困扰着我，那就是我实在对你不起，一直在利用你。’以下他所写的都是情话，我想我不用翻了。”

“他是不是常常做这种事情？”

她笑了：“我告诉你。他能够写信给我，我就觉得很稀罕了。你知道，他上次在信上谈到我们的爱情，是在几个月以前，甚至是几年以前的事了。现在我们之间的恋情，已经完全是柏拉图式的。我想他的病多多少少让他变得有点儿多愁善感，所以我们理当原谅他。”她把手上的信翻了一页过去，他们的手再次碰到了，但是巴雷感到像冬天一样的寒冷。他的心里暗自惊讶她居然对此一无表示。“现在说到巴雷先生你了。他非常的谨慎，并没有道出你的名字。至少，他虽然病了，但谨慎仍然一如往常。‘请你告诉我们的好朋友：假使我能逐渐康复的话，我会在他来访期间尽量抽空去见他。他要带着他的资料，我也会带着我的去。那个星期，我在萨拉托夫有一场演讲。’伊格说那是个军事院校，每逢九月，叶可夫都会在那儿发表一次演讲。一个人在生病的时候，体会到的事情可真是多呀！——‘我会尽快从那儿赶往莫斯科的。如果你能够先我见到他，请你告诉他以下事项。告诉他将所有的问题一次全部带来，因为我已决意于此次会面之后不再回答那些讨厌人物的任何问题了。告诉他这是最后一次，下不为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