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我不知道严行家究竟有钱到什么程度，也没问过，因为我想他和家里的关系应该不太好——我从未见过严行给家里打过电话。而严行又说一口标准至极的普通话，听不出是哪里人。

直到有一天晚上，严行去澡堂洗澡了，唐皓神神秘秘地对我和沈致湘说：“你们知道严行是哪儿的人吗？”

我们两个摇头。

“生活部要统计学生信息，我才看到，”唐皓冷笑两声，“陕西商洛的，商洛，你们听说过没有？”

商洛。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地方。遥远得像“同性恋”。

“商人的商，洛阳的洛，”唐皓扫一眼严行放在桌子上的手表，语气轻蔑，“我当是哪儿的富二代……你们说，他那些东西，不会都是A货吧？真的，也不是不能理解吧，哈哈，在他们看来北京肯定是大城市嘛，来了大城市，想弄得有面子点……”

“哎，”沈致湘知道我和严行关系好，连忙截住唐皓的话，“也许人家就是有钱呢，什么地方都有有钱人啊。”

“那倒也是，”唐皓的语气依旧轻蔑，“没准儿家里有矿呢。”

关于严行的话题就此揭过，大概因为严行实在太低调，虽然他有钱又好看，但除此之外，他身上就没有什么话题了。而这所学校，当然不缺有钱又好看的人。

我在搜索框输入“商洛”。商洛，位于陕西省东南部，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都，石器时代就有先民聚居于此。严行来自这里，其实我并不觉得违和。严行身上有一种沉稳的气质，沉稳得甚至有些淡漠。也许这种沉稳，便是商洛的厚重历史给予他的。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才是处处显得违和，我不该出现在这里。这里的人，即便是每天和我一起吃饭上自习的严行，也比我好了太多太多，他不用每天计算饭钱，不用为是否去买老师推荐的高数习题集而纠结，不用暗自揣摩别人是不是话中有话。

没错，也许唐皓是在说我。生活部统计学生信息，是为了评定学生家庭的困难等级，发放助学金。我爸在轮椅上瘫痪好多年了，每个月吃药都要花很多钱，还时不时要去医院，而我妈只是公交车上的检票员。我们一家住在四十多平的老房子里，房子的历史很长了，还是预制板的。我小时候，有一阵到处传谣言说北京要地震，我妈无意感叹一句，要是真地震，咱家房顶这预制板砸下来，咱们都跑不掉啊，唉。

虽然我知道人活在世上各有各的烦恼，但说实话，我还是很羡慕别人的烦恼，给女朋友选什么样的礼物，要不要出国读书，买了双球鞋把生活费透支了……这个世界，其实连烦恼都是有等级的。

很快就到了周五，学院的艺术节晚会。周五下午我和严行都有选修课，就约好一起吃晚饭，然后去看晚会。我们在教学楼前分别，严行穿一件挺括的黑色大衣，牛角扣衬得他的脸有些稚气，他穿一条深蓝色牛仔裤，款式简单，但露出白皙的脚腕。

“露着脚腕冷不冷？”临走前，我忍不住问。

“还行，”严行笑笑，“教室里有暖气，没事。你下了课，就在你们教室门口等我啊。”

“OK，”我点头，“你快进去吧，别感冒了。”

严行背着，他高瘦的背影，很快消失在我的视野里。

也许是因为下午的选修课“市场与政府管理”实在太无聊，我总是听着听着就开始走神，一会儿想，商洛的纬度比北京低很多，大概冬天要暖和一些？严行穿得太少了，北京的冬天这么冷，露着脚腕会感冒的。一会儿又想，吃饭的事儿该怎么和严行开口呢？其实他没必要和我吃一样的饭菜……课堂笔记记得乱七八糟。好在也许因为是周五，老师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样子，只照着PPT念。

终于熬到五点半下课，下课铃一响，老师立马关掉PPT：“今天就到这，下课。”不少学生们已经提前收拾好包，鱼贯而出。

我站在教室门口等严行。

严行高高瘦瘦，穿得又少，在一群裹成球的学生中，是十分显眼的。然而我在教室门口等了二十分钟，直到教学楼里已经人声寥寥了，还是没有看到严行的身影。

我掏出手机给严行发QQ消息：你们还没下课？

没有回。

我从一楼爬上五楼，我不知道严行是在哪个教室上课，但我在五楼转了一圈，发现所有的教室都下课了，也并不见严行的影子。我直接拨了严行的号码，电话是通的，但响了五十秒，仍旧没人接。

我挂掉电话，这时身旁的教室里正好走出一个女孩儿，她扎着双马尾，粉白色羽绒服，面容令我觉得有些熟悉。

“诶，”她停下脚步，看着我，“张一回？”

我想起来了，她是蓝茵，那个文学院的女孩子。

“是啊，下课坐那儿玩了会儿手机，”蓝茵也笑笑，“你来自习吗？”

“我来找严行……”猛地想起她之前被严行拒绝过，我有些尴尬，“呃，但他好像走了。”

“严行不是早走了吗？”蓝茵疑惑道，“我和他是一节课，他上课没一会儿就走了。”

我愣住：“啊？”

“三点半左右吧，”蓝茵想了想，又说，“看他走得挺急的，也没给老师请假，背着书包就直接出去了。”

“呃，”我只好点头，“那他可能有急事，没顾上和我说……我俩本来约好一起吃饭的。”

“嗯，那你给他打电话问问？”蓝茵把手机揣进兜，“我先走啦，拜拜。”

“好的，谢谢你了，拜拜。”

蓝茵走了，我还站在原地。严行早就走了？三点半……而现在已经六点过了，这么长时间，他去哪了？

我再次拨了严行的电话，仍旧无人接听。

他是主动走的，应该是有什么事儿——可他能有什么事儿呢？

直到七点艺术节晚会开始，严行仍旧毫无消息。

我在观众席里弓着腰穿梭，终于找到沈致湘，问他：“你下午一直在宿舍？”我知道他周五下午没课。

“对啊，怎么了？”

“下午严行回宿舍没有？”

“没，”沈致湘小声说，“你俩不是一起上课去了吗？”

“他……好像有什么急事儿，逃课了，我到现在也没联系上。”

“是不是出去玩儿了，”沈致湘语气平淡，“他不是偶尔出去玩儿吗？你记不记得咱们军训的时候，他……”

沈致湘的声音被舞台上陡然增高的乐声掩盖过去。

我知道沈致湘的意思，严行也许是出去玩儿了——他一个大男人，总不会在北京走失。其实不只是军训那次，还有我回家又回宿舍那次，不都撞上严行出去玩儿？我又想起严行身上的吻痕，他大概玩得很凶。

对，周五晚上，第二天不上课，严行出去玩，很正常。这和我们没有半毛钱关系的艺术节晚会有什么意思啊？也许严行只是忘了给我说一声——其实这事儿也没必要和我说，毕竟他肯定也知道，我不会和他一起去。就像虽然我们两个一起吃饭一起上课一起自习，但他从没向我提起过，那些醉酒晚归的夜晚，他去了哪里，又做了什么。

这么想，倒是没那么焦急了。

九点四十，晚会结束。唐皓作为学生会主席上台致谢，原来他已经成为新一任学生会主席了。

十点半，我洗完澡，坐在床上背四级单词。

十一点一刻，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

“你是张一回吗？”是一个冷淡的男声。

“啊？我是。”

“你来接一下严行吧，”男人说，“他让你来接他，他喝大了，打不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