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反党和通敌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七日

毛泽东所说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那句名言，是一九四六年八月对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的。这位斯特朗女士一向左倾，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报导不遗余力，但后来在苏联访问时，却被苏联当局认为是美国间谍而驱逐出境。当时香港文汇报正在连载她的一篇长文，因此而不得不突然中止。事后事实证明，苏联这指责是没有根据的。中共在一九六〇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提到斯特朗时，丝毫没有当她是敌人的表示。

在共产主义内部的斗争中，苏联人最喜欢把政敌说成是敌国的间谍。斯大林大清党，将大批红军将领和高级共产党人枪毙，罪名一概是通敌叛国。大概间谍的罪名一来极重，二来容易使人相信，三来旁人不敢为得罪者辩护。

中国皇帝要杀一个人，罪名往往是“造反”。岳飞三十二岁任节度使，他得意之余，说过一句：“三十二岁建节，古来罕有。”哪知罕是罕的，却不是没有，宋太祖赵匡胤也就是三十二岁当节度使。这句话后来成为他的主要罪名，秦桧一党说他自比太祖，显然有“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意图。汉景帝时大将周亚夫的儿子给父亲买葬器，有甲循五百具（相当于现在烧给死人用的纸汽车、纸洋楼之类），就有人告他造反。周亚夫辩护说：“我买的是葬器，那是死人用的东西，怎么能证明我造反？”主审的大法官道：“就算你不准备在活着的时候造反，那也足以证明你有死后在阴世造反的意图。”就此而定了他的罪。

到了赫鲁晓夫，加在政敌头上的罪名都是“反党”。莫洛托夫、马伦可夫（又译马林科夫，编者注）、卡冈诺维奇、朱可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无一而非反党。“反党”的罪名是比“通敌”轻得多，因此这些人的性命还可保留。

比较起来，还是中国皇帝所用的方法是直截爽快，也是最不虚伪卑鄙。因为造反就是想做皇帝。中国皇帝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皇帝是我做的，有谁想觊觎大宝，企图取我而代之，此事就该杀头，根本不必研究反得对不对，有没有理由。赫鲁晓夫的目的是一样的，凡是威胁到我宝座的，一概需要排斥，不过“反赫”而成为罪名，究竟不大好听，于是硬加一个“反党”的罪状。其实党的领袖并不等于党，反赫也不等于反党。斯大林则更为狂妄，自以为斯大林就是国家，反斯就是叛国，不拥护斯大林就是通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