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三元里：爱国主义的政治 （1839—1841）

一三元里事件

虎门沙角长城坚，元帅气傲自云贤。

黑夷卷席入平地，炮火夜落城楼前。

苦战身死关将军，坐视不救谁能怜？

广州妇女哭向天，白骨遍地群羊眠。

孙衣言，摘自阿英《鸦片战争文学集》（1957年）

1841年春，中国与英国隔着巨大的广州港互相对峙着。这是鸦片战争的第二年，是一个错误的开端和谈判失败的年份。1月份，英国人对虎门要塞发动了又一次进攻，使中国人损失了两座炮台、大部分战船和500名人员。满人琦善看到，除了商议停火之外，别无他法。《穿鼻草约》（1841年1月20日）使英国人获得了香港、600万赔款和直接同广州的中国高级官员打交道的权利。但是不论北京还是伦敦，对这个结果都不满意。不过，英国全权代表查理·义律上尉，仍努力坚持草约中的立场，直到2月26日中国新的防御措施激起英国人的又一次进攻为止。就在此时，琦善被皇帝的侄子、较为好战的奕山代替。英军又占领了虎门要塞的炮台，老提督关天培壮烈牺牲，奕山的副手杨芳还是力图按照道光皇帝的命令消灭夷人；与此同时，再次举行了一系列无结果的会谈。英国军队越来越不耐烦，逐渐逼近广州城。1841年3月18日，他们占领了商馆。面临着又一次严重的威胁，广州的中国官员同意恢复与英国通商。[1]

3月份休战后，又有两个月审慎的监视和等待。中国官员们试图恢复他们被粉碎了的防线。琦善曾解散2/3的水师以图节省开支。现在当局下专令征集“水勇”。在人口密集的东南与西南城郊，设置了特殊的防栅。建造了炮艇。在佛山铸造了一门万斤大炮。援军从四川、贵州、湖南和江西开来，使本地的守备力量达到45000人。训练了36000名乡勇。[2]义律上尉及新到任的军队司令、陆军少将卧乌古爵士一直不安地注视着这一切。[3]到5月初，双方都认识到又一次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中国人则加速其到来。杨芳本想等到更多的援军，但希望取得一次辉煌胜利的奕山，在5月21日晚间密令他的炮船袭击正停泊在城外的英国舰队。[4]随之发生的水战是几乎可以预见的：在以后几天中，英国人击沉了71艘中国船，拆除了沿岸炮台，将水边地区夷为平地。但是，市中心仍未受到伤害。尽管英国人在1840年占领了舟山，广州人仍认为如果夷人打算登陆，那么他们是打不过中国人和满洲步兵的。英国人也认识到，仅仅取得水上胜利是不够的，帆船、炮船、炮台等等，都可以重新造。应当让这个城市屈服。5月23日，新造的吃水浅的汽船——“复仇神”号发现它可以从广州城外逆流而上，停靠在距城市防线后方很近的地方。5月25日早晨，当奕山准备迎战从南边来的敌人时，卧乌古将军的一支由印度及英国士兵组成的部队却在广州的北边登陆，穿过稻田，向东进军，占领了广州城北门外高地上的五座要塞，使在这些高地下方的广州城在其掌握之中。[5]

5月27日早晨，卧乌古正要离开营地，命令他的部队向广州城墙发起进攻以打开其大门时，一个信使追上了他，交给他一封义律上尉的信。广州知府余保纯已正式同意缴付600万元赎城费，并保证奕山及所有的外省军队在六天内撤离。作为回报，义律已答应不破坏城市。卧乌古应中止进攻，并保持英国军队在高地上的阵地，直至条件得到履行。[6]

将军很生气。他回了一个便条：“你使我们置身于最危险的形势之下。我的士兵们被可怕地困扰，我同后方的联系受到威胁，护卫队遭到袭击。我的部下必须继续观望而遭到可怕的麻烦。无论如何，你可以相信中国人，我则不，也不认为可以有任何松懈。”[7]

三元里事件的舞台已设置了。

1841年5月底，在那个闷热、压抑的星期里，英国军队在同痢疾、热病作斗争，从高地上无精打采地注视着广州城——羊城。在他们的下方，伸展着11世纪的城墙。城墙周长6英里，高25英尺，厚20英尺。有16个城门，还有分散的塔楼。城墙后面就是旧城。那里有满人驻防区、巡抚衙门、金库、武器库和只能容轿子通过的、用花岗石铺成的狭窄的街道。旧城南边，有一长方形的地区，那是新城。它有自己的城墙，城内有总督衙门。城墙之外，向远处伸展着一片商业区。这里分布着货栈和富商住宅。它一直延伸到河边及商馆地区，跨过河流伸入河南。

这个城市人口很多——至少有50万人。[8]小贩、艺人、店主摩肩接踵。被每天可挣两先令工资所吸引而来的广州三角洲地区的农民[9]，卸下和搬运各种各样的涌入广州的货物；用潮州船运来的广东沿海乡镇所产的盐、鱼、大米和糖；广西来的大米、肉桂；云南来的铜、铅、宝石和黄金；福建来的陶器、烟草、蓑衣、糖、樟脑、红茶、雨伞；浙江来的丝绸、扇子和上好刺绣品；安徽来的绿茶；湖南、湖北及河南来的大黄和各种药材。

广州则输出燕窝、檀香和外国奢侈品。有67000名男人、妇女、儿童从事织棉布、丝绸和锦缎的工作。[10]其他人则生产粗糙的瓷器、劣质的玻璃，然后从水路把它们运到中国的其他地方。大的珠宝商号加工制作宝石、玛瑙、黄玉、珍珠——一年可赚几百万元。木匠们制作上好的玩具和家具。从南方进口的象牙被雕刻成复杂而奇特的形状。这个城市像块磁石，它吸收进原料和人力，然后再把它们排出来。原料加了工，值更多的钱。

在河南区的那一边，城区与富饶的三角洲地带和顺德县的冲积平原联成一气。顺德县的北端差不多都是些小岛，与珠江的无数条支流互相交错着。在视力几乎看不到的南边，是世家大族的居住区，他们的子孙多在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任职。在这一片绅士住宅的周围，居住着小自耕农和佃户[11]，他们是广东大量丝织品的生产者。[12]

从城市移开视线，英国军队向北望，就是著名的白云山。它把南海县和番禺县分开。苏东坡在他被贬职到南方的日子里，喜欢到那里漫步。广州的诗人们在那里举行诗酒比赛。山的西边，沿着大北门伸展出去的大路，坐落着“九十六村”。村与村之间隔着小山、稻田、树丛和沟洫。这是一个中等富裕的地区。长年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有一小块肥沃的土地。夏天，城里的一些有钱人家迁到这里来，精心构筑乡间别墅。[13]在这些村庄的中心，有一个叫做三元里的小村。这个村与在炎热的5月里驻在高地上的英国士兵之间，隔着一连串的小山。

按照英国的军事标准，军队在岸边的那8天里表现得非常出色。几乎没有发生争吵、酗酒、不服从命令的现象。[14]但五千英、印军队无目的地散驻在乡村中，发生摩擦是必然的。无疑，英国人抢劫过。[15]事实上，“洗劫”（Loot）这个词（来源于印度语），就是英国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首次使用的。征集粮秣甚至是经常的：如果某一户拿出食物和牲畜，就发给该户一张保护告示贴在门上。[16]三元里尤其受到这种骚扰。[17]一份当时的报告就提到夜间巡逻兵毁坏大门和篱笆，抢走牲畜，偷走衣物[18]。有些农民因英国人的枪炮掩体破坏了风水，另一些人则因英国士兵践踏他们的稻田而都感到烦恼。[19]但这些都是小事。是战争中的机遇，而不是这类小事会把一个农民驱向暴力。另外两桩事件激怒了当地的居民。

第一件事，第37马德拉斯本地步兵团的一个军官在参观一座名叫双山寺的庙宇时，挖开了一些墓，他想看看中国人怎样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20]崇拜祖先的广东人不能容忍一个蛮夷军官的这种好奇心！后来的府志中列出了英军粗暴地抢掠庙宇，“挖开坟墓，乱抛尸骨”等五件事例。[21]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种亵渎行为更能使十分孝顺的中国人震怒了。他们认为，至少有一部分坟墓被挖是为了寻找珍宝。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

第二类冒犯——强奸——是在任何军事占领中都会发生的。当时，英国人否认这类事。但是7年以后，任全权公使的德庇时爵士承认印度兵确曾强奸过三元里附近的妇女。[22]如果说“孝”由于坟墓被掠而受到侵扰，那么“义”则更因为自己或邻居的妻子受到侮辱而被激起。加上对“黑”印度军队的种族敌对，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些当时遍布于农村中的激烈情绪。

1841年5月29日，一队英军巡逻兵在三元里附近的东华村停留。一些士兵强行闯入张绍光的家，并企图污辱家里的主妇。于是爆发了一场冲突。村民用棍棒、锄头武装自己，驱赶英军。他们鸣锣集合周围村子的农民，所有16到60岁的男人都用不同的武器武装起来，多数是一把刀或渔叉。妇女们则负责按量分送食物和水。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了这支装备简陋的队伍。人们在周围所有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埋设伏兵。次日早晨10点钟，烈日当头，5千名武装起来的人在英军营地前的一座小山上集合。这一集合几乎是在顷刻间完成的。卧乌古将军让他的副司令布尔利少校负责英军主力的阵地，命令第26喀麦隆团、第37马德拉斯本地步兵团和孟加拉志愿兵发起进攻。中国的义勇队立即后撤了3英里，似乎是被打退了。卧乌古将军看到他的士兵中有些人因为中暑撤出了队伍，就命令孟加拉志愿兵回到大本营去。中国的队伍仍留在原地。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有从西北来的2千人，部分人还有枪；有500名从石井来的受过训练的水勇。这样，在小山上就有了7500人。受到这些援军到来的鼓舞，中国人突然举起了旗子，面对着敌人的枪弹慢慢前进。英国人后撤，重新集合起来。他们认为，必须在天黑以前打败中国人，以免他们进攻大本营。于是，下午1点钟，卧乌古将军命令发起总攻。哈菲尔特中尉指挥的第37马德拉斯团第三连向左方行动，以打通同正向一个大村庄进发的第26喀麦隆团（15名军官、294名士兵）的联系。第37团的余部向右运动，把中国人的防线逼退三英里。由于对他们的大本营已可避开任何危险状况感到满意，第37团开始后撤。就在这时，山里下起了夏季暴雨，把他们浇得透湿。英军为雷雨之猛烈感到吃惊，将军、参谋们与部队失去了联系。火枪也无法使用。被雨浇得睁不开眼的士兵们试图找到走出稻田的路。

“大雨淹没了所有的田间小道，我们面前是一片汪洋。有时，前导队会突然掉进很深的沟渠或陷坑中，这是没法防备的。雷鸣电闪令人心惊胆战”[23]。在穿过棠夏村时，队形不整的英国人又遭到了中国乡勇的袭击，但他们边打边撤，成功地回到了高地。下午4点，他们终于又同卧乌古将军汇合到一起。不一会儿，第26喀麦隆团狼狈地回来了。他们也遇到了几乎同样的情况，并丢掉了队列中的最后一个人。直到这时，人们才发现，哈菲尔特中尉的连队并没有同第26团联系上；他们仍在外面，在7500名中国乡勇中间，在雨中彷徨。

当下雷雨的时候，哈菲尔特看不到第26团，就命令他的士兵掉头向城市进发。中国乡勇料到他的行动方向，派了一支在敌人附近的队伍，由一个名叫严浩长的人率领，在牛栏岗附近的一个河边小村阻击他们。哈菲尔特的连队成纵队沿着穿过村庄的狭长小路前进，这时，严发起了攻击。在混乱中，一个印度兵被长矛刺中。一个名叫巴克来的年轻旗手离开队伍去救他，严领着人围住巴克来，用刀和剑向他砍去。另一名乡勇捡起旗手失落的枪，尽管下着滂沱大雨，他还是用火绳点燃了枪，一颗子弹打中了巴克来的胳膊。后来旗手被救了出去。英军在河对岸的小山上重新集合起来。这时，所有人的枪都已无法使用。虽然他们的刺刀很难抵御中国人的长矛，但乡勇们并没有逼近。突然，雨停了。英国人跑到附近小片矮树丛旁，组成一个四方的防守队形，使那些印度兵有时间取出帽子衬里来擦拭淋湿的枪筒。他们装进了新弹药。当中国人开始逼近时，印度兵零零落落地发射了三、四发子弹。这时，雨就像突然停止那样又突然下起来，同刚才一样大。天已经渐渐黑下来。英国人组成防守方阵，唯一的武器就是刺刀。乡勇们用火把封锁了这个地区，防止英国人从包围圈中逃跑。邻近的村子送来了更多的援兵。

在这段时间里，英军主力派出了两连海军陆战队，装备了新式的布鲁斯维克（Brunswick）枪，它的碰炸帽不太怕潮湿。火把的亮光指引了他们。他们冲破包围，打散乡勇，救出哈菲尔特和他的部下，于晚间9点钟回到营地。这一天，有一人被杀，一个军官和14名士兵受伤。

大批的乡勇是在这时，是在获得了最初的胜利之后聚集到三元里周围的。5月31日早晨，当胜利的消息传开之后，又有12000名志愿者加入原先的7500人的队伍，并再次集合到高地旁边。与此同时，卧乌古将军对双方交战极其愤怒。他捎信给知府余保纯，威胁说如果敌对行动继续下去，他就将攻打广州城。

“终于，知府来了。他对将军保证说，这些农民的活动，当局并不知道，更没有批准他们这么做。他将立即派一名军官去命令他们解散回家。”[24]然后，余同南海知县梁星源、番禺知县张熙宇及一名英军上尉摩尔一起，越过山梁向乡勇走去。当他们走近乡勇时，中国人拒绝摩尔上尉通过他们的队列，于是只有三名中国官员继续向前。这以后，据梁星源的有名的叙述，官员们对领导乡勇的绅士们说：“已经签订和约了。这样，外国人就不会再进攻我们。所以，你们必须让他们离开。”他们警告绅士们说，他们必须为所发生的任何事件负全部责任。[25]当农民发出抱怨和威胁时，绅士们却悄悄溜出了人群，回家了。失去了领导、没有组织的乡勇慢慢地、不满地散去。

1841年6月1日下午，英军登上了军舰。广州城解围。[26]

这就是三元里事件。对于英国人，这不过是一场小冲突，在义律和卧乌古的正式报告中都没有提起。但对中国人说来，这却是一场伟大的民众的胜利。充满着桃园盟誓色彩的英雄行为的传说，在事件刚刚结束之后就开始传播了。按照当地的说法，三元里的锣声，在战斗之前把103乡25000集合到一起。乡勇的一个领袖——一个诗人后来描述了这一动人的场面。

怀清结忠义，

团练皆英翘，

分曹斗白战，

领队题红绡，

龙韬经指画，

虎旅整有条。[27]

方志中所记载的官方统计是打死了10个英国人，这可能有些夸张。但是还有比这更不准确的、更加歪曲的消息说有100个英国人被打死。祁本人还听说英国人付出一万银元以赎去在三元里死去的许多士兵的尸体。[28]但是，报告、事实都是不重要的。问题是，这一代的广东人确信，农民军队粉碎了英国军队的进攻。

三元里前声如雷，

千众万众同时来。

因义生愤愤生勇，

乡民合力强徒摧。

家家田庐须护卫，

不待鼓声齐作气。

妇女齐心亦健儿，

犁锄在手皆兵器。

乡分远近旗斑斓，

什队百队沿溪山，

众夷相视忽变色。[29]

由于所有这些，官方或半官方的报告都变成不准确的了。像当时的夏燮、梁廷枬甚至魏源等，也都夸大了这次事件的重要性：

……洋兵亦日肆淫掠，与粤民结怨。及讲和次日，洋兵千余自四方炮台回至泥城淫掠。于是三元里民愤起，倡义报复，四面设伏，截其归路。洋兵终日突围不出，死者二百，殪其渠帅曰伯麦、霞毕，首大如斗，夺获其调兵令符、黄金宝敕及双头手炮。……义律驰赴三元里救应，复被重围，乡民愈聚愈众，至数万。义律告急于知府余保纯。……倘令围歼洋兵，生获洋人，挟以为质，令其退出虎门，然后徐与讲款，可一切惟我所欲。[30]

中共的史学家们赞誉三元里事件，这是不奇怪的。他们能够从鸦片战争屈辱的军事失败中，找出一次伟大的民众的胜利，只是由于清朝官方的怯弱才使它沾上污点。现在，在大陆中国，每一本儿童历史读物都有关于这次战斗的记述。每一块额匾，每一件三元里死者的遗物，都被广东省的地方文物局珍重地收藏着。此外，马克思主义者还进行了追根溯源的研究，认为这是第一次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

由于是民众的运动，所以它是民族主义的；

由于是民众的运动，所以它是农民领导的；

由于是民众的运动，所以它是自发的。

对所有这些说法都应当进行考察。这并不是因为我们需要推倒如“原始民族主义”或“反对帝国主义”之类的说法，而是因为三元里事件对于以后20年间发生的一系列震惊华南的问题来说，例如团练运动、太平叛乱、秘密社团、宗族争斗和反洋人运动等等，只是一个关系重大的序幕。我们只有搞清楚三元里事件的意义，才能理解以后发生的事。

二广东的团练

本大臣等兹通谕沿海乡村父老绅商居民知悉，仰即遵示会商，购置兵器枪炮，招集村民之身强力壮者，以备自卫。

林则徐，团练告示[31]

对中国人说来，三元里乡勇的行为并非新事物。自从公元6世纪实行府兵制以后，官方组织的乡勇就存在了。至少从16世纪早期开始，每当正规的防卫失败时，地方绅士就训练自己的非官方的民团。事实上，当发生社会危机（中国历史上王朝循环时的政治崩溃的一部分）时，绅士们的民团几乎就是保卫地方的正规形式。所以，官方正式招募的雇佣兵称为“勇”，地方上自卫的队伍称为“团练”，二者在理论上通常有着明显的区别。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勇”总是比“团练”更早出场。原因很简单，在正规军不足或作战不力时，他们是地方政府首先依靠的力量。另一方面，真正的团练只是在危机持续之时，或是某一特定地区的知名人士既有力量又有兴趣来领导他们时，他们才会上阵。[32]

广东省在潮州府（即后来的汕头周围）和东莞县（坐落在珠江东岸的虎门后面）所雇的“勇”，有其自己的特色。这些“勇”，是些半职业性的战士，是在宗族间和地区间的械斗中教养出来的。这个省份的较穷苦的家族中间发展了后来成为一种军事传统的东西。[33]除了“光棍”和惹是生非的人为了赚钱参加特殊部队作一名“勇”外，广东省在组织真正的地方团练方面也有悠久的历史。这是因为沿海地区特有的海盗的经常性侵扰，早已使乡村不得不组织团练。

举例说来，1807年夏天，武装土匪开始抢劫香山县[34]沿海的村庄，而且比以往更加凶残。第二年，海盗又溯流而上蔓延到三水县的西江与北江汇合处。那年冬末，紧邻澳门海边的新会也遭到袭击。这次袭击是以后多次袭击的典型。村庄被烧、被抢，几百名男人、妇女、儿童被掠走。[35]

广东巡抚和两广总督由于卷入了同英国之间的贸易危机[36]，未能对海盗采取措施。直到1809年7月，朝廷军队才在总兵许廷桂的率领下，与海盗在香山县沿海进行了一场激战。清军被击溃，逃入香山县城，沿途抢掠。为此，引出了两项重要的决定。当地一个名叫郑应元的进士为饥饿和肆行抢掠的军队提供口粮，并征集乡勇保卫海岸，防止士兵进村。同时，两广总督百龄命令沿海各州县在官方控制下组织、训练乡勇。发给乡勇的武器，将在海盗被赶走之后由地方长官收回。[37]郑的首创行动和百龄的通告开始了一个乡勇广泛活动的时期。至少有三个地区的自卫活动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