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大擂台:宰相们的对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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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开元十四年把张说斗倒之后,财政专家宇文融就抖擞起来了。
他相信,凭自己的能力和才干,加上皇帝对他的信任和倚重,用不了多久,自己一定会入阁拜相。
但是与此同时,他还是有一点不大不小的担心。
他担心张说会再度被玄宗起用。
既然张说当年有本事梅开二度,如今又凭什么不能卷土重来?
有鉴于此,宇文融决定拿出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张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随后,宇文融再度和御史大夫崔隐甫联手,开始在朝中大肆交结朋党,一边加紧打造自己的势力,一边频频向玄宗呈上密奏,拼命诋毁张说,一心要把他搞臭搞烂。
面对不肯干休、咄咄逼人的宇文融,张说当然也没闲着。他虽说已经离开了相位,可这么多年的宰相也不是白混的,朝中还是有不少人得到过他的提拔,受到过他的恩惠,所以张说大手一挥,便有一帮老部下应声而起,向宇文融发起了反击。
你想让我死,我也绝不让你好过!
双方就此展开死拼。
这种官员集体掐架的现象,在历史上的学名叫“朋党之争”,可要说白了,不过就是双方老大为了个人利益,各自招呼一帮喽啰聚众斗殴而已,实在没多大意思。
玄宗天天听他们吵架,最后终于被惹毛了。
领着朕的俸禄,却成天为了私人恩怨打架,朝廷的活谁来干?!
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二月,玄宗下诏,勒令张说致仕,仍在家修史;崔隐甫罢官,回家侍奉老母;宇文融贬出朝廷,担任魏州(今河北大名县)刺史。
都给朕滚蛋!好让朕清静清静。
但是,尽管张说和宇文融都滚蛋了,玄宗却还是清静不了。
因为他不久前刚刚任命的两个宰相,也都不是省油的灯。
这两个人,一个叫李元紘,一个叫杜暹。
如果单纯从个人品质来说,这两位其实都称得上是正直清廉的好官。由于前任宰相张说因贪财好贿而罢相,所以玄宗重新物色宰相时,就刻意挑选了这一对廉政模范,希望他们能像开元初期的宰相一样,同心同德,共创佳绩。
关于李元紘和杜暹公正廉洁的品行,各自都有一段佳话。
中宗神龙年间,李元紘担任雍州(京畿地区)司户,当时他的顶头上司是窦怀贞。有一次,太平公主和当地的寺院争夺一处磨坊,官司打到了李元紘这里。李元紘经过一番调查,发现是太平公主仗势欺人,于是不管什么公主不公主,当即大笔一挥,把磨坊判给了寺院。窦怀贞吓坏了,命他赶紧改判。没想到李元紘竟然拿起笔来,在判决书后面加了一行大字:“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终无摇动!”窦怀贞拿他没办法,只好悻悻作罢。
从那时候开始,李元紘的正直耿介之名就传遍了朝野。
当上宰相后,李元紘更是大力推行廉政建设,在相当程度上遏制了请托求官、徇私舞弊之风,让那些走后门、搞腐败的家伙又怕又恨。“抑奔竞之路,务进者颇惮之。”(《旧唐书·李元紘传》)
由于为官清廉,所以李元紘当了好几年宰相,依旧是两袖清风、一贫如洗,不但宅子是从前的旧宅子,仆人是过去的老仆人,就连每天上朝骑的马,也还是多年前那匹瘦骨嶙峋的老马。朝廷所赐的钱物,李元紘也是随手散给了穷亲戚,从来不留分毫,大有当初的清贫宰相卢怀慎之风。
而杜暹也是一样,“常以公清勤俭为己任”,“弱冠便自誓不受亲友赠遗”。(《旧唐书·杜暹传》)从青年时代起,杜暹就立志当一个清廉的好官,发誓绝不接受亲戚、朋友或同僚的任何馈赠。比如他早年在地方上任职,离任时,当地的小吏要送他一件贵重礼品,就遭到了他的婉拒。
什么贵重礼品呢?
纸。一万张纸。
纸算什么贵重礼品?还一万张?既要雇人手来搬,又要找车马来运,这不是活活累死人吗?
如果我们这么理解,那就错了。要知道,那可是唐朝,不是现在。
现在,纸张都是工业流水线上出来的产品,只要机器一开,要多少有多少。可在当时,纸张都是手工业生产,质量高,数量少,属于异常紧俏的消费品。所以,古时候普通人家的孩子练习书法,只能在水缸里或沙地上比比画画,根本用不起纸张。
杜暹一见有人送了这么贵重的东西,一口拒绝显得太不讲人情,要接受又违背自己的意愿,最后只好象征性地从中抽了一百张,算是领受了对方的盛情。当时给他送行的一个同僚见状,大为感叹:“古时候有‘一钱太守’,不曾想今日又见此事啊!”
所谓的“一钱太守”,说的是东汉刘宠的典故。刘宠是东汉时的会稽太守,由于为官清廉,政绩卓著,被调往京师任职。临行前,当地父老感念他的德政,执意要送给他几百钱,刘宠不忍拂其心意,只取一钱收下。上路之后,他就把钱扔进了会稽附近的一条河里。据说那枚钱扔下去后,河水顿时变得无比清澈。这个故事从此流传开来,被千百年来的老百姓传为美谈,而这个地方,就是现在浙江绍兴市的钱清镇。
既然李元紘和杜暹都有如此令人称颂的嘉言懿行,性格和志向又如此相近,按理说在工作上也应该会互相配合、同心协力才对。可是,他们偏偏就掐架了。
关于他们掐架的原因,史书的记载非常简略,只有这么一句话:“元紘、暹议事多异同,遂有隙,更相奏列。”(《资治通鉴》卷二一三)而具体有何异同、有何嫌隙、如何在玄宗面前互相参奏,史书则付诸阙如。
虽然史书无载,但我们至少可以作出一个判断,那就是——性情相近的人共事,更容易掐架。观诸开元初期的宰相,无论是姚崇与卢怀慎、宋璟与苏颋,还是张嘉贞与源乾曜,都是典型的一刚一柔、一主一辅,所以他们既能在性格上形成互补,又能在工作上分出主次,矛盾自然也就少了。而李元紘和杜暹,性情都是同样的刚直耿介,遇事当然也就不善于拐弯和妥协,一旦对事物的看法相左,必然要争一个是非对错,因而矛盾纷争也就不可避免了。
对于李、杜的矛盾,玄宗也是无可奈何。
最后,玄宗只好采取了唯一的,也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把两人一起赶下台。
开元十七年(公元727年)六月,李元紘和杜暹双双罢相。
也许是担心继任者又跟他们一样,在性格和处世方式上不能互补,所以玄宗这回特地挑选了三个人,希望通过人数的变化,给宰相班子增加一些弹性、注入一些活力。
新任的三位宰相,一个叫萧嵩,一个叫裴光庭,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理财专家——宇文融。
玄宗之所以会既往不咎,让热衷于搞党争的宇文融回朝拜相,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一个字——钱。
是的,钱。
随着太平盛世的来临,此时的玄宗早已不像开元初期那样克勤克俭了,而是在很多方面都流露出了好大喜功、奢侈享乐的倾向,所以,尽管社会经济逐渐繁荣、财政收入日益增长,可玄宗还是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钱。
而满朝文武,最能搞钱的是谁?
那当然就是宇文融了。
宇文融没有辜负玄宗的殷切期望。
一坐到宰相的位子上,宇文融就使出了浑身解数,设置了各种各样的“特使”,然后把他们派驻朝廷的各个部门,开展争创经济效益的竞赛,全方位、多渠道、深层次地搜刮民脂民膏,看谁刮得多、刮得巧妙,谁就能加官晋爵、青云直上。
如此一来,玄宗自然是开心了——钱这个东西嘛,不就像海绵里的水吗,挤一挤总是有的!
可是,文武百官却叫苦不迭——权力都让特使夺走了,部门职能也都错乱了,规章制度被破坏得一塌糊涂,这工作还怎么干?
而最苦的,莫过于底层的老百姓——今天交这个捐,明天纳那个税,后天又来个巧立名目的摊派,这日子还怎么过?
当然,百姓的痛苦和百官的烦恼宇文融是看不见的,他只看见了皇帝的笑颜。
还有什么能比皇帝的笑颜更能证明一个臣子的能力和才干呢?还有什么能比皇帝的笑颜更能让一个臣子心花怒放、干劲百倍的呢?
没有了。
由于博得了天子的欢心,所以一向矜夸自负的宇文融越发得意忘形。当宰相没多久,他便到处扬言:“只要让我在相位上待几个月,保管天下太平!”(《资治通鉴》卷二一三:“使吾居此数月,则海内无事矣!”)
宇文融到底有没有致太平的本事不好说,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在相位上确实只待了几个月,然后就灰溜溜地下台了。
宇文融之所以下台,是因为发生了两件事。
首先,是裴光庭等人在背后狠狠参了他一本。这一参,玄宗总算听到了朝野的呼声和百姓的怨言。然而,他还是舍不得罢免宇文融。
最后促使玄宗下定决心的,是另一桩弹劾案。
当时有一个宗室亲王名叫李祎,时任朔方节度使,因与吐蕃作战立下赫赫战功,颇为玄宗所器重,宇文融担心他以军功入相,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就一直想找机会堵死他的入相之路。
开元十七年九月,李祎因事入朝,宇文融当即授意心腹御史李寅整理黑材料,准备瞅准机会递上去。不料这个李寅也是个大嘴巴,刚弄完材料就把事情泄露了。李祎得知后,立刻入宫禀报玄宗,说:宇文融打算陷害我,明天就会让御史李寅上章弹劾。
玄宗本来还有些半信半疑,没想到第二天早上,李寅果然就把奏章递了上来。玄宗勃然大怒,当即把宇文融贬为汝州(今河南汝州市)刺史。可是,宇文融刚走了没几天,玄宗就有些后悔了。
因为钱不够花了。
玄宗忍不住对裴光庭大发牢骚:“你们老是挑宇文融的毛病,这下倒好,朕把他轰走了,可朝廷的开销也不够了,你说说,该怎么办?如何帮朕解决国用不足的问题?”裴光庭无言以对。
就在玄宗琢磨着该不该把这个挣钱高手重新请回来的时候,宇文融的倒霉事又来了。有人写了一封匿名信,指控他在担任宰相期间曾滥用职权,贪赃受贿。有关部门一查,还真有这么回事。玄宗万般无奈,只好再次把宇文融贬为平乐(今广西平乐县)县尉。
宇文融在边瘴之地苦撑苦熬了一年多,天天盼着玄宗能召他回朝,可他万万没有料到,他最终盼来的,却是比贬谪更严厉的惩罚——流放。因为他当初的聚敛手段太过恶劣,得罪了太多朝臣,所以很多人都不想放过他。大臣们利用他被贬谪的这段时间拼命搜集罪证,最后由司农少卿蒋岑出面指控,说宇文融曾在担任汴州刺史期间贪污了数以百万计的公款。
玄宗下令彻底追查,结果发现证据确凿,犯罪事实俱在。玄宗大为震怒,立刻下诏把宇文融流放岩州(今广西来宾市)。
这一回,宇文融知道自己彻底完蛋了。他万念俱灰,最后死在了流放的路上。热衷于搞党争的宇文融死了,剩下的两个宰相是不是就能和衷共济了?很遗憾,没有。
接下来的事实将向我们证明——帝国的朝堂就是一个铁打的擂台,宰相们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一个个打擂者。
只要擂台在,对决就不会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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