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乱世枭雄

黎元洪：北洋军人，武昌起义时任湖北都督，辛亥革命后任北洋政府副总统，地位很高但无实权，政治上偏向于南方党人。

王子骞：同盟会员，熊克武的幕僚及代表。

赵尔丰：四川总督，曾平定西藏叛乱，实行“改土归流”，但因镇压保路运动成为众矢之的。

蒲殿俊：四川名绅，保路运动领袖。

尹昌衡：字硕权，生于四川省彭州市升平镇。初就读四川武备学堂，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第六期。尹昌衡因性格豪放，胆略过人，在川籍军官中拥有较高声望。辛亥革命后，被推为四川都督，系老川军中第一位具有实际意义的军事统帅。

赵尔巽：赵尔丰的哥哥，在赵尔丰之前任四川总督。赵尔巽是老川军前身第十七镇新军的创建者，一手提拔了尹昌衡。

蔡锷：字松坡，湖南人。蔡锷是民国时期著名军事家，“中国士官三杰”之一，在军事理论和实践上均有较高建树。在他担任云南都督期间，滇军威震西南，多次以援川为名入据川境，开滇军“侵川”之先河。

胡景伊：字文澜，生于重庆市巴南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第三期，是四川留学士官学校的第一批学生，与蔡锷是同学。回国后任教于四川武备学堂，与尹昌衡有师生名分。胡景伊是个老狐狸级别的人物，心机极深，视熊克武和革命党人如寇仇，新老川军之战即由此引发。

袁世凯：创立了北洋新军，是北洋各系的首领，辛亥革命后出任临时大总统，继而正式当选为民国政府首任大总统。

1911年10月，凭借武昌起义的成功，革命党人得以控制武汉三镇。

这只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在此之后，关内十八省中，共有十四省先后响应，这些省大多成立了民军，并以所在省份的简称为号，比如湖北民军就称为鄂军。

鄂军、苏军、浙军等等，一长串名单里，唯独没有四川的影子。真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不过一切还来得及。

首先得找一下熊克武。

这位仁兄正在到处奔忙。武昌起义前，他正在陕西，准备策动当地军队起义，武昌起义后，马上到武昌与黄兴商讨作战方略。及至武昌告急，又急匆匆地赶到上海，催促江浙联军进攻南京，以间接援助武昌。

其时，川籍革命党人已云集上海，大家伙儿把熊克武团团围住：“南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攻下，就算攻下了，离北平还远得很。”

那怎么办呢？

“不如我们四川人自己撸起膀子干，组织军队兴师北伐！”

这支军队被称为蜀军，它不代表川军的全部，但却是所有川军里面第一个以省为号的军队。在众人的推举下，熊克武负责牵头组建蜀军。

组建军队，让人最头疼的不是人，而是钱。同盟会总部给了十万元，但远远不够，有人建议向四川铁路公司借款。后者曾是四川保路运动的主角，正是因为政府试图将其收为国有，才直接诱发和助推了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之后，四川铁路公司成了配角，再没人关心或在乎它的存在。其实这个民营公司就算不实施国有化，也已经经营不下去了，里面那叫一个烂和乱。

搞到如此地步，真是怪不得政府，都是股东们挪用资金炒股所致。这些股东本想趁股市红火时狠赚一把，没想到突然全线飘绿，结果就亏到了不堪回首的程度。

所有股票里面，只剩下一种英国人发行的“兰格志”股票尚算值钱，可以用它作抵押来买东西。

“兰格志”股票被保存在两名四川商董手里，他们如今都在上海。但要想让他们出借股票并非易事。熊克武多方动员，好说歹说，二位始终不肯松口。原因当然是怕“借”出去后鸡飞蛋打，一去不回。

直捅捅地办事，就像包全肉的饺子，太腻味，所以很难塞进人家嘴里，但如果能加点大葱就不一样了。没多久，“大葱”就不请自来了。

黎元洪在武昌起义中被革命党人推为湖北都督，他的卫队长姓黄，经过“咸与维新”，自然也成了“革命同志”。在武昌之役中，黄同志受了伤，被送到上海就医。这样一来，更了不得，人家现在是老革命了。

老革命碰到的新问题，就是得有枪杆子，所谓盖庙立旗杆，自己做山神。黄某是四川人，同样知道“兰格志”股票的好处，伤一好，他就跑去找二位商董“借”股票。

当然得到的又是一番托辞。黄同志眨巴眨巴眼，也没有再劝，而是掏出一把手枪。

“敢情你们还不知道我是谁吧？看看我姓什么，对了，我就是黄兴大元帅的兄弟！你们长了七个头八个胆，敢跟我作对？”

武昌起义后，黄兴被南方各省推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在当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凭一个同姓，就要跟黄兴攀兄弟，这也够能扯的。

不过这种连骗带吓的手法极有效果，在黑洞洞的枪口下，可怜的商人们吓得脸都白了，只得退一步，同意开会表决。

表决需要时间。开会那天，黄同志带着一班兵来到会场。见表决结果迟迟难以出台，便不由分说，将主持会议的商董给关进了黑房子，然后大踏步扬长而去。

剩下的人见势不妙，就到沪军府去告状。沪军都督收下状纸，随手塞给来的人一排新兵。

来告状的是个文人，给他兵都不知道怎么带，连齐步走的口令也不会喊。于是又来求告熊克武，请他看在同为川人的面上，无论如何帮帮忙。

熊克武没有兵，但身边有个叫王子骞的能人。

王子骞也是老牌的川籍革命党人，武昌起义后有随沪军作战的经历，且任沪军先锋军总司令部一等参谋，带兵没有问题。

王子骞赶去现场的时候，黄同志留下的那班人正三三两两坐在地上侃大山。王子骞上前大声宣布：“奉都督府命令，将某某交给我，你们各自回营。”

这一班人被王子骞的气势给镇住了，又见对方人比他们还多，当下连命令都不查看，就将扣押的商董一交了事。

经过几番过山车般的折腾，惜财如命的商人们开始觉悟了。这是乱世啊，饶你十八分精细，大兵们要吓你关你，甚至于杀你，都是轻而易举的事。

股票肯定是保不住了。与那个横蛮的“黄同志”相比，“熊同志”的态度已经算是春风拂面了，加上还有解救之恩，不给他给谁呢？

熊克武如愿拿到了股票。

黄卫队长虽然看着眼热，但他又不是黄兴真的兄弟，就算给人当了回托，做了一次洋葱头，也只能自认晦气了。

钱主要拿来买武器。上海多的是老外军火商，一圈比较下来，决定还是从日商手里购买。这主要是因为日本离得近，运输方便，订好合同可以第一时间拿到货。

熊克武派王子骞作代表去洽谈合同。早在广州起义时，王子骞就曾护送军火到香港，对于军械的品种、质量不算外行，而且他的日语非常纯熟，可与日商直接对话，这样还能绕过买办中间商，节省一点费用和成本。

果然双方谈得不错：用股票作抵押品，一年后以现金收回，连利息都不用付。

黄兴也曾向这家日商订购过军火，但还比不上这次优惠。一切行将谈妥，就在快要签字时，日商忽然改了主意。

这蜀军据说是要北伐的，那当然是居无定所了，将来一年期满，找不到人怎么办？须知借钱容易，讨债可不易，这就叫做“借米下得锅，讨米下不得锅”。

日商提出，光股票还不行，得找一个地方长官作双重担保。

熊克武觉得日本人的额外要求很过分，但既是有求于人，就不能不委曲求全。

江浙官员中，江苏都督是四川人，让他出面担保最为合适。可偏偏这位都督和黎元洪一样，也是转正过来的“同志”，包括熊克武、王子骞在内，一般革命党人跟他都不熟。

在中国社会，说到底，还是传统的乡谊和人情最为管用。王子骞再次出马，七弯八绕，总算跟江苏都督攀上关系，搞定了这件事。

合同一签，日商很快将军火用轮船一次性运到南京，至此，蜀军的组建已是水到渠成。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熊克武被任命为蜀军总司令，军衔为左将军，相当于中将。

蜀军各级军官均为军校的川籍学生，征招的士兵也清一色都是四川人，其中很多还是原川汉铁路上的失业工人。

北伐主力无疑是各省民军，论数量，他们加起来已经不少，但熊克武对此并不看好。

“这些民军主要出自于起义军队，军官大多刚刚转正过来，立场不稳，观望态度也很明显，时时都想着脚踏两只船，打了胜仗还好，若是战事不顺，谁也不能给他们打包票。”

熊克武的设想是，将新成立的蜀军开到四川，将那里打造成战略基地，这样，万一形势不利，革命党也可以有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落脚之处。

此时的四川早已宣布独立，但一省之内却有两个政府，一个是成都的“大汉四川军政府”，另一个是重庆的“蜀军政府”。两个政府一东一西，“反正”的第十七镇新军以及其他军队，也依驻地不同而各为其主，这也是川军始终无法统一编制的重要原因。

成都政府内多的是立宪党人及新军军官，重庆政府则由同盟会会员组成，两个政府暗中互有敌意。但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重庆远远不及成都。蜀军入川，便是要扎根重庆，给党人撑腰。

黄兴对熊克武的意见表示赞同。

与熊克武一道回川的，还有先期开驻南京的一个营的蜀军。熊克武派王子骞去包一艘客轮，这回找的还是日本轮船公司。

说好运费一万，先交一半，签合同时，日商神神秘秘地告诉王子骞：“一万那是实价。你是经手人，需要多少回扣，尽可以加进去，然后写在合同里。”

末了，他还添了一句：“贵国人向来如此，已成行规。”

运费还有回扣，日商不说，王子骞都不知道。他很严肃地告诉对方：“这些都是满清官场上下舞弊的恶习，你把我们革命党人看成和他们一样，实在是太轻视中国党人的人格了。对我来说，乃无理之至。”

日商愣了下，赶紧赔笑道歉，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

这小日本脸上笑，心里其实也在笑，想想可以省下回扣，能不开心吗？

所有细节都谈完了，即将签字，王子骞突然对日商说：“好，你现在可以拿回扣出来了。”

喜滋滋的日本人像是被扔进了冷水盆里：“我刚才不是问过你了吗？是你自己不要回扣，怎么现在又要起来了？”

王子骞回复得很巧妙：“刚才你说的是陋规外快，所以我不要。我要的是生意场上的优惠，我想你既然预留了给经手人的回扣，自然还有还价的余地，这些钱必须给我。”

碰到如此精明的中国小伙子，日商无言以对，只好掏了五百出来。

王子骞并没有将这五百元收入个人腰包，而是回去后即登记入账，并将开好的收据返还日商。

因为这件事，王子骞在蜀军中被笑称为“五百元股东”。

熊克武、王子骞这些革命党人，当初的奋斗目标都是要推翻“腐败清廷”，所以他们才会对陋规恨之入骨。但现实生活的难题，往往并不像“五百元”这么简单。

1912年2月23日，熊克武率蜀军乘船返川。到达宜昌后，必须更换四川的自营客轮，但因为江水还没涨上来，客轮暂时无法东驶，大家只好在宜昌坐等。

除了每天出操训练外，也没别的事可做，一个外号“毛牛”的营长闲得发慌，便找到熊克武，说他要去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办事处去查账。

没有川汉铁路公司，就没有四川的“保路运动”，湖北的武昌起义也就无法成功，说得再穿一点，就是缺了公司的那些值钱股票，连蜀军都无法开张。

可要查它的账，却不是件简单的事，那就是一团乱麻，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乱麻，即便集合会计专家，穷数年之力，都不一定理得清楚。

触发“保路运动”的前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是清末国内经济领域的教父级人物，连他都被川汉铁路公司所绊倒，可想而知这座池子里的水有多深了。

毛牛营长毕业于保定军校，军事知识没得说，但经济学方面则完全是个门外汉，且不论查账必备的会计统计常识，他就连普通的算盘珠子都不会拨。

可是熊克武却没法拒绝，因为对方说得慷慨激昂：“我们此次回川，附带有查办贪污责任。川汉铁路公司内部腐败混乱，乃人所共知的事。若不查一下，并将结果公布于众，难对川人及保路运动中的牺牲者有个交代。”

熊克武点点头：“那你就去查吧。”

毛牛营长兴奋得一跃而起，马上以蜀军司令部的名义联系办事处负责人李某。

查账这一天，他雄赳赳气昂昂地一个人踱进了办事处的办公室。出乎他的意料，亲自出来接待的李某毫无慌张之色，举手投足皆彬彬有礼、从容不迫。

一番寒暄之后，李某便把营长带进了一个大房间。

不进去尚可，一进去吓一大跳，营长先前的各种美好想法全都随之烟消云散。

房间里的卷宗账簿堆积如山，简直比废品收购站还热闹。在室内正中央，放着一张大餐桌，上面铺有白布单，周围则摆列着好些座位，每张座位前从算盘到毛笔、铅笔、钢笔，应有尽有。

显然人家早有准备，而且不是为一个人备的，是为许多人备的。

李某仍然那么客气，一面递烟泡茶，一面上前账簿：“所有账目都在这里，你尽管查。有疑问随时提出，我立刻可以解答。”

营长的一个脑袋顿时变成了两个大，但既然来了，总得装模作样查一下啊。

保定军校毕业的，那也是有文化的军官，总不会让这点尿给憋死吧。抱着一丝侥幸，他随手从账簿里抽了两本，信手翻了翻，这一下却把汗都翻了出来。

别说核对数字，里面的许多名词术语，他这辈子都没见过。

真是隔行如隔山，别说查，连个装点门面的问题都提不出来。

再翻下去，今天恐怕是走不出这个盘丝洞了。毛牛营长情急生智，对李某说：“今天不是正式查，只是见个面、接个头而已。我还有事，改天再来。”

说完之后，他赶紧脚底抹油，溜之大吉。

一场保路运动，让原四川总督赵尔丰身败名裂，被迫将权力交到了立宪党人手中，保路运动领袖蒲殿俊出任成都军政府都督。

论从政经验，“书生政客”蒲殿俊远不如下台的“旧官僚”赵尔丰。他就好像那个愣头愣脑的毛牛营长，站在账房门前可以说东道西，等自己走进去，就马上晕了菜。

别的不提，光聚集成都的军队就摆不平。从保路同志军、新军，到由绿营改编而成的巡防军，大家如今都是“白盔白甲的革命党”，手上也都有“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自然是谁都不服谁。

蒲殿俊觉得这样不是个事儿，于是决定把军队召集到一起，进行点名发饷，以便稳定军心。

有人劝他，这种时候，就算把军队互相隔离起来，都尚恐不及，你还要来个集中，倘若“一夫发难”，势必波及全部，到时将不可收拾。

蒲殿俊不以为意：这个世界上，每种事情都有类型，感情也是如此。我给军队发饷，对他们好，难道他们还会恩将仇报？

当天，蒲殿俊宣布要给每个士兵发三个月的恩饷，台下果然是欢呼声一片。

可在欢呼之后，紧随而来的却是铺天盖地的谩骂，原因是副都督又补充了一句实话：“现在财政吃紧，这笔恩饷要等以后补发。”

格龟儿子的，原来是诳我们玩呢。

有人高喊一声：“打起发！”

打起发，就是兵变的意思。这一喊不要紧，众人全都回过味来，等什么恩饷，还不如我们自己出去抢一把来得快来得爽。

书生意气的蒲都督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感情也是要分类型的，而跟金钱利益紧紧挂钩的感情，本身就一钱不值。

蒲殿俊当即易服逃离，满打满算，都督一共才做了十二天，川人因此戏称其为“十日都督”。

其实他走还是不走，对局势而言，都毫无意义。各支军队犹如蝗虫一般涌上街头，见门就闯，见人就抢，他们在抢掠时还很有默契，碰到跟自己不是一个系统的军队时，都会打招呼：“不照不照。”意为各干各的，互不妨碍。

成都完全处于失控状态，大火连烧三日不熄，藩库、盐库、银行都被洗劫一空，白花花的银子整箱整箱地被搬走，民间财产损失更是难以计数，史称“成都兵变”。

很多叛兵大发横财，不少人因而娶了老婆，民间称之为“起发太太”。一首新出笼的民谣紧跟其后：“不照不照两不照，明年生过大老少。”

当欲望失去羁绊，带来的只有混乱和灾难，幸好就在这时，英雄出现了。

英雄的名字叫尹昌衡，因为他个头高，人称“尹长子”。尹昌衡的智商跟身高相仿，小时候就被人称为神童，一张嘴能言善辩。据说他父亲曾因事被衙役拘走，他就一个人跑进衙门，替父申辩，升堂的县太爷被这小子当场问到哑口无言，结果不得不将其父亲放回。

那一年，他才十一岁。

如此聪明绝顶，读书当然没有问题。十七岁，尹昌衡考入了成都的四川武备学堂，那是四川本地创办的第一所军事学校。学校采用的是日本士官学校（简称“陆士”）体制，并聘用日本人担任教习。

在武备学堂，尹昌衡也是绝对的尖子。他与熊克武同一年赴日本求学，但熊克武是自费生，他是公费保送生，而且是武备学堂的首期保送生。

尹昌衡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了两年，即升入陆士步兵科第六期。毕业回国后，他被分配到广西。当时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像他这样的“洋秀才”和“洋举人”，那真是金光熠熠、炙手可热，到哪都惯着宠着，视为天之骄子。

在广西，尹昌衡的职务是督练公所编译科长，督练公所又称督练处，乃训练新军的机构，待遇非常不错。除此之外，当地达官显贵也都争相与之结交，或收为学生，或结为亲家。

民国女作家张爱玲说过，出名要趁早，否则快乐也来得不那么痛快了。这句话完全可以引用到“尹长子”身上，一时之间，他已经不知道究竟该如何伺候自个儿了。

某天，尹昌衡喝到酩酊大醉，一个人骑着马就冲进了巡抚衙门。门卫上前拦阻，他还举起鞭子抽人家。

其时的广西巡抚就是张鸣岐，他出来后，不免要对尹昌衡斥责两句，不料对方连巡抚大人的面子都不给，反而出言不逊。

张鸣岐虽因镇压广州起义而名声不佳，但实际上他是个很有政绩的官员，尤其是在执政广西时多有建树，颇受清末名吏岑春煊的器重和赏识。

见一个乳臭未干的后辈竟敢如此猖狂无礼，张鸣岐不由大动肝火。若不是旁人说情劝阻，当即就要以“面辱大吏”予以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