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战国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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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陵基:字方舟,生于四川省乐山市。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任教于速成学堂。投奔刘湘后,受其重用。因资格较老,是刘湘、杨森等速成系诸人的老师,王陵基曾以加强速成系团结为号召,在刘湘和杨森中间穿针引线,使杨森返川,刘、杨共同迫使袁祖铭离川。王陵基长于军事,在一线川军中,其战绩可与杨森相媲美。
罗泽洲:字平章,生于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毕业于四川陆军军官学堂,和李家钰一样,名义上是邓锡侯部下,实际在顺庆(今南充市)拥兵自重,自立门户,称为“顺庆王”。罗泽洲比较能战,但浮躁少智,是军官系中仅次于李家钰的第二号人物。
刘文辉:字自乾,生于成都市大邑县。与刘湘属同一宗族,辈分较高,是刘湘的堂叔。刘文辉自小聪慧,成绩优异,十三岁虚报年龄投考四川陆军小学并被破格录取,此后一路被保送到西安陆军中学、北平陆军第一中学,直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刘文辉早期具雄才大略,气魄非凡,酷似川版曹操,系“保定系”首领,加上实力强大,成为刘湘在统一四川道路上的主要竞争对手。
刘文彩:字星廷,刘文辉的兄长。解放后,其“恶霸地主”的形象深入人心。
杨森的忽然变脸,跟刘从云的“神算”一点不差。尽管刘湘已经做了军事部署,但眼见杨森领着这么多人黑压压地扑过来,还是很心虚。
能不打最好不打,他以王陵基为说客,紧急赶赴万县。
在四川军人中,王陵基的特点是资格最老。
他毕业于武备学堂,后来因受留日风潮的影响,随波逐流地到日本转了一圈,有人说他是陆士生,但实际上不是。回国后,王陵基在速成学堂任教,刘湘、杨森都曾是他的学生。
说王陵基资格最老当然有个先决条件,即限定于还在舞台上继续蹦跶的这些人,要不然的话,往前数还大有人在,比如胡景伊、尹昌衡、熊克武……所以,重要的是不能中途退场,一退就完了。
刘湘发达后,王陵基成了他的部下,但刘湘颇有尊师重道的美德,仍是老师长、老师短地叫个不停。刘湘下面的一些军官也跟着他称呼王陵基为“王老师”。
王陵基由此岸然自高,身边熟人取其“方舟”的号,称其为“王老方”。不熟的人看他整天头昂得高高,倒跟道观里的灵官很像,加上“陵”与“灵”同音,便叫他“王灵官”。
有面子的人就得做有面子的事,刘湘的场面活基本都由王陵基负责承包,王陵基自己对说服杨森也很有信心,坐着一艘德国军舰就去了。见到杨森后,王陵基与其彻夜长谈,说你和刘湘都是我的学生,速成系的啊,怎么跟什么军官系搅在了一起,同学之间应该团结嘛,不应该打来打去。
杨森才不吃这一套,他就要打。
王陵基犹苦口婆心:“你别以为同盟军可靠,其实并不可靠,将来假定攻下重庆,这些人未必会遵你号令,不如你和刘湘捐弃前嫌,重修旧好。”
王陵基甚至还承诺,只要刘、杨和好,他这个速成系老师愿以性命担保,刘湘不会再对其不利。
杨森摇摇头,回答了一句:“太晚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一定要打垮刘湘!”
王陵基没了面子,只得怏怏告退。临别时,杨森出于师生之情,将王陵基送到江边。直到这时,王陵基还在喋喋不休,杨森却已在向他挥手告别:“重庆再见。”
王陵基知无可挽回,便说:“重庆还有一条大江咧。”意思是那里也不是你想进就能进的。
杨森一笑:“自家的门口,跨进去就是!”
1928年12月,杨森就任同盟各军主席兼前敌总司令,气势汹汹地来“讨伐”刘湘了。
杨森以为他人多势众,不知道刘湘早有准备。
李家钰难以策反,但他已另外设法,腾出资、内两县给刘文辉,从而取得对方的支持。刘文辉的防区与李家钰接近,这样一来,李家钰就有了后顾之忧,不敢抽出大部兵力投入作战。
参加同盟军系列的共有八支部队,号称八部同盟,但除去李家钰外,只有同出于军官系的罗泽洲和杨森战力为最强,在进攻刘湘时也最为坚决,其余多是一些坐看风云的小喽啰。
一马当先的是罗泽洲。
王陵基奉命游说杨森,还负有另一层使命,即侦察杨森部队的动静。回重庆后,他告诉刘湘,杨森至少还有两天时间才能与罗泽洲在前方会合。
如果罗、杨会合,自然更难对付,罗泽洲的参谋长也建议等杨森到达后协同行动。
可是罗泽洲却对参谋长说:“你不知道,我早一点出兵是政治呀!杨森的声势那么大,如果让他先到重庆,还有我罗泽洲的事吗?”
他怕的就是杨森来分肉,一分钟也等不下去。罗泽洲刚刚下达提前出兵的命令,又急不可待地把电话打到前方,一个劲地催促前敌指挥官:“你快点前进呀,快点给老子打响呀!”
前敌指挥官被催得头昏眼花,嘴里只好胡乱答应:“报告师长,马上就可以打响了。”
在罗泽洲催命一样的逼迫下,他那个师还没有完全展开,先头部队就忙不迭地开了火。罗泽洲的参谋长后来对人说:“我们师长的战法,就是个乌龟形,四只脚和首尾各算一个团……”
罗泽洲的单师突进,正中刘湘下怀,他马上任命王陵基为总指挥,实行各个击破,即在杨森到达之前,先干掉罗泽洲。
罗泽洲手下颇有几个军官系的能战之将,此前又从吴佩孚卫队那里收缴了一批精良武器,战斗力非同一般。王陵基先调王缵绪师,再把自己的师压上去,最后几乎集中了刘湘的全部兵力,经一天一夜的角斗,才得以击败罗泽洲。
等杨森赶到时,罗泽洲的“乌龟脑壳”已经快被敲烂了。
在有勇无谋方面,杨森跟罗泽洲倒真像是双胞胎。由于跑得太急,他仅能在前线集中两师兵力,其余大部队都还在行军之中。有人说,要不我们集中兵力再进攻吧。
杨森脖子一扬:“我只要这两师就可打垮刘湘了。哪里还需要更多的兵呢。”
杨森一路沿江进攻,果然畅通无阻,直抵重庆南岸。
但是王陵基所说的那句话也确为实情,杨森被长江给挡住了:刘湘将船舶悉数调至北岸,他没法渡河,只能隔江朝重庆放上几炮示示威。
杨森便挥师朝张关铁山前进,在“讨贼之役”中,他正是从那里打开缺口并得以一举攻占重庆,现在不过是复制一下当初的场景而已。
可是打法容易复制,场景却并不容易复制,因为刘湘已再次授命王陵基为总指挥,在杨森到来之前,张关铁山就被王陵基紧紧控制在手里,他过不去了。
杨森不惜抢山仰攻,整营整营地组织冲锋,一会儿工夫就死伤了几千人,但仍不能使王陵基动摇分毫。
速成学堂的老师不止一个两个,王陵基能够让刘湘在内的一干人等都尊他一声老师,可不光是资格老,而是在战场也很有发言权。他能得灵官之名,即有一种说法,认为来自于西南巫教中最凶狠的花脸神将。换言之,王陵基可能在别的领域一窍不通,纯属外行,但军事上你一定不要指望他会犯赖心辉那样的错误。
这一战关系到刘湘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王陵基今后的地位和前途,他敢马虎吗?
不打到你吐血,我就得浑身是血,王陵基在张关铁山拼上了老命。
勇战派选手大多有个特征,如果让他打顺了,谁也挡不住,天兵天将来了都白搭。但要是能生拉硬扯,挫其锐气,没准不用你亲自动手,他自个儿就会被逼着抹脖子。
比如那个勇战派代表项羽就是如此。垓下之围,楚霸王都快成光杆司令了,还能在纵横驰骋间,想摘谁的脑袋就摘谁的脑袋。可问题是包围的汉军仍是一层又一层,他们有的是脑袋,你摘吧,只要你吃得消。
项羽最后就吃不消了,只得自刎而死。其实这完全可以理解,人又不是机器,就算是机器,也有电池或汽油耗尽的时候。
杨森率部远道而来,在血战一天之后,又饥又疲,再望望山头上的敌军阵地,仍跟铁打的一样,顿时间,他身上的那股气势就噌噌噌地散了个无影无踪。
只能放弃夺取张关铁山。
杨森是在战场上泡大的,知道攻入重庆已不可能。既然赢不了,他又想回到最初的起点,跟刘湘罢战言和。
于是他打了个电话给王陵基,欲请他再从中做一回和事佬,可还没等他说完,对方便来了一句:“请你进大门内来说吧!”
杨森曾经当着王陵基的面宣称,他攻占重庆易如反掌,“自家的门口,跨进去就是”,王陵基这下总算找到报复的机会了。
战场之上,打胜仗永远是硬道理,任何人站到那个位置都会变得咄咄逼人。
杨森犹如被人劈面扇了一巴掌,摸上去火辣辣的疼,羞恼之下,把电话机都摔碎了。
杨森不甘于败,他收拾残兵,还要再“勇”一把。
王灵官可不会给杨森这个机会了,他再施妙招,用轮船暗中运兵,顺长江而下,一下子截断了杨森的退路。
截的时机不早不晚,正是杨森部队士气低落、勇气不再的时候。
杨森的督后大将是其侄子杨汉域。杨汉域被王陵基打得全体缴械,他自己藏在一个农民家的破柜里才得以幸免。
杨森的军队立呈崩溃之状,王陵基跟踪追击,这回轮到杨森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了。
一逃出来,杨森就将大衣脱下往床上一扔,连说:“笑话,笑话!”他都没搞清楚自己是怎么败下阵来的,只感到头晕目眩。这次师生之战,学生终于没能赢过老师。除了杨森,当初的那几个同盟者,也早已是败的败,逃的逃,一盘散沙。当时一首民谣这样唱道:“罗心慌,李不忙,逼得杨森赶乡场(即赶集)。”
罗是指罗泽洲,李自然是李家钰,如今都成了难兄难弟。当然最难的还数被迫“赶乡场”的杨森。刘湘把他的万县都给占了,有家难回,不得不抱着脑袋往盟友罗泽洲的防区跑。
跑着跑着,没看到罗泽洲,倒离某诸侯的疆界越来越近。一看,是刘存厚。刘存厚也是八部同盟成员,杨森急忙向他求救,却遭到了拒绝。
刘存厚如今可不再是什么刘皇叔的接班人了,甚至于受其所累,武备系都衰弱到不行。这兄弟大多数时间不过缩在角落里苟延残喘而已,要不然他也不会钻在八部同盟里,跟李家钰这些后生小辈挤在一块了。
刘存厚谁也招惹不起,又眼看着同盟军已经完蛋,他哪里还敢再引火烧身。
杨森气急败坏,说你要不派兵支援,我就全军退到你的驻地里去。
对于彼时的刘存厚来说,外面的世界全是狼,杨森亦是其中一只,而且还是一只眼睛通红、饥不择食的饿狼。放他进来,自己就没得活了。可要派兵,又怕挨刘湘的揍,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取中庸之道:允许杨森经自己的防地过境,然而不得逗留。
刘存厚让开通道,杨森玩命狂奔,跑到了罗泽洲的屋檐下,才总算把一口气给喘匀了。
再看跟随自己的部属,仅剩一万多残败之师了。
在失去原有地盘后,杨森仅靠李家钰、罗泽洲接济维持。由于给养异常困难,士兵每天只能吃两顿稀粥,长年累月穿一套军装,那军装都快给穿烂了,出去了若给根竹棒和破碗,就是活脱脱的乞丐。
士兵纷纷逃亡,杨森连下格杀令,仍不能禁止。
怎么办?穷急之下他想出一招,之后果然没什么人跑了。
外界的人不知究竟,奇怪杨森有何妙法。一打听,原来竟是“脱裤术”:他下令士兵每晚都要把裤子脱下来上交,第二天早上才能发还。
提起这事,杨森还挺得意:“他(指士兵)没穿裤儿,两胯光溜溜地吊起一锤,看他朗格逃嘛!”
大家啼笑皆非,有人打趣,杨森又变得正经起来:“饥军政策,是要有这些办法的,有啥可笑呢?”
其实杨森这么做不光是为了防止士兵逃跑,还有另外一层重要的原因是要保护军服——也就是身上那套破烂不堪的乞丐装,你还别嫌它破,杨森可再也提供不出第二套了。到时穿没了,总不能“两胯光溜溜”地去打仗吧。
转眼到了寒冬,杨森的部队连棉衣都没有,冻得直哆嗦。四川各军看他可怜,发起集体募捐活动,你凑一点,我凑一点,给他寄去棉衣费,才把那年冬天给熬了过去。
出来跑江湖,丢什么都不能丢面子。杨森弱爆了,哪有什么面子可言,这个昔日战神级的人物至此身份大跌,时论将他和李家钰、罗泽洲摆在一起,称为“李罗杨三将”。李、罗在川中只能算二等将领,杨森还排在他们之后,可见其有多么落魄。
在这场被称为“下川东之战”的战役中,刘从云虽未直接参与指挥,但毫无疑问居功至伟,刘湘及其部将都对其佩服到五体投地。
刘湘向以布局谨慎得当著称,通过这次战役的前前后后,他才发现,自己原来漏洞不少。
“下川东之战”前,未听刘从云的话,硬要买军火,黄了。然后,只记得要把军火要回来,没想到调兵备战,差点就惨了。
甚至于在战役临近结束时,刘湘又不小心出了昏招。
在“锦囊”中,刘从云曾特地嘱咐刘湘,让他在对付杨森时尽量适可而止,不要把战线拉得过长,更不必打到万县。因为万县有刘从云所设的传道馆,一方面可以凭借信徒们的力量,迫使已精疲力竭的杨森就范,另一方面也能显示“孔孟道”的“神通广大”。
可是刘湘杀得兴起,收不住了,乘胜把万县也给攻了下来。这下爽是爽了,子弹却快打没了,刘湘的脸色顿时煞白。
万县是杨森的老巢,在老巢被攻占的情况下,他已无退路,如果拼死反击,后果将不堪设想。
所幸杨森已经魂飞魄散,早已想不到要发起反击,但刘湘在下川东的处境仍异常危险:一旦诸侯们发现你实际虚弱不堪,连子弹都没了,即便是其中最小的诸侯也能乘机夺取重庆。
又是刘从云的一句话解了困。
战前,刘从云对使者说,“到了明年或者可以取回一些子弹。”这话竟然也兑现了。
到了刘从云所说的“明年”,也就是1928年3月,蒋介石在南京复出,这次不同以往,他完全掌握了党政军大权,成为南京政府内部的第一号人物。随着蒋氏复出,刘湘被扣的军火也得以发还,然而不出刘从云所料,所有枪械都已被取走一空,连一挺机枪或枪筒都没剩得下来。不过作为补偿,蒋介石还是从南京的金陵兵工厂取了六百万颗步枪子弹送给刘湘。在“下川东之战”接近尾声时,这六百万颗子弹正好运到重庆,犹如及时雨,替刘湘解了燃眉之急,以致于他连呼是救命子弹。
刘湘思前想后,之前自己总是不算成功,就像刘备那样,奔波十几年,南征北战,东拼西杀,虽然拥有过地盘,但很快又丢了,从来都守不住也攻不出。为什么?
有一段时间,他只会怨天尤人,现在才明白,其实是自己还不够优秀,不是“能容不能断”,就是“顾前不顾后”。想想看,漏洞这么多,你能不败吗?
刘从云的入幕,真是太重要了。
过去人们称刘从云一声“神仙军师”,重点还在“神仙”二字上,没多少人认为刘从云真会用兵或使计,这一仗过后,疑虑烟消云散。
“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挥如意笑谈中”,你只要想象一下,火烧博望坡的诸葛亮有多拉风,决胜下川东的刘从云就有多神气。在“下川东之战”中,刘湘通过击败杨森和军官系,再次巩固了他在速成系中的盟主地位,同时重庆以下二十九县尽被其收入囊中,表明他无论在军事还是经济上,都重新走到了四川诸侯的最前列。
“李罗杨”已不在话下,邓锡侯也被一晃而过,川中谁可再与争锋?
有,还有一个,他就是刘湘的幺爸(四川人对年青叔父的称谓)刘文辉。
大邑刘家在解放后有一段时间特别出名,原因是出了一个“恶霸地主”刘文彩,他的“收租院”和“水牢”曾是上个世纪中期“忆苦思甜”活动的最佳素材,多少人看过之后泪流满面,对“恶霸地主”刘文彩恨之入骨。
可惜,真实的历史往往令人哭笑不得。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关押农民的“水牢”,那只不过是用来储存鸦片的一间地下室。刘地主的土地固然多,总计有近万亩,可绝没有宣传中说得那么穷凶极恶。相反,他乐善好施,对待租地农民也称得上厚道:租粮约占收成的一半,遇上灾年或收成不好,农民可以找刘文彩协商,缓交或减免。农民交租时,刘文彩都要求吃了饭再走……刘文彩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恪守传统的乡村士绅罢了,他大概自己也想不到身后会因某些需要而如此“声名显赫”。
刘文辉是刘文彩的弟弟,没做地主,考军校当兵去了。
当年的大邑实在是要以刘氏家族为骄傲。一座小小的县城,一共出了三个军长、四个师长、九个旅长,而三个军长中的两个便是刘湘和刘文辉叔侄(另一个军长是指刘成勋)。
一下子涌现这么多将才,有人便说是子龙庙的功劳。大邑的子龙庙相传为纪念赵云赵子龙所建,有这位“战神”庇佑,看起来三个军长都是少的了。
偶像啊,谁都要抢着上供。据说当年三个军长都给子龙庙送过金匾,刘成勋捷足先登,提前把他写的匾挂在了赵子龙塑像的头顶。刘湘居次,来了之后,毫不客气地将刘成勋的匾移到塑像后面,换上他的匾。
刘成勋虽气愤不已,但“水漩”已日暮途穷,其圆滑高手的地位也早被“徒弟”邓锡侯所取代,所以只能干瞪眼。
刘文辉来得最晚,却也相中了那绝佳位置,便派人给刘湘带话,让他挪一挪。
刘湘不干,刘文辉将刘湘大骂一顿,随后便将金匾挂在了庙宇正殿中间的穿梁上,正好与刘湘的匾针锋相对。
三块匾的故事,活脱脱就是对现实的隐喻,当然刘湘、刘文辉这叔侄俩原本并没有走到这一步。
在辈分上,刘湘得喊刘文辉幺爸,但实际上刘湘的年纪比刘文辉还大好几岁,因此刘文辉出道较晚,起初在川军中的名气也不大。可是刘湘很快发现他这位小叔父非同一般,竟是一条随时可以飞腾直上的卧龙。
当刘湘任川军旅长,邓锡侯任川军团长时,刘文辉不过才是个小参谋,然而几年之后,他便得以与刘湘、邓锡侯等人同列,成为“革命军军长”。
刘文辉势头凶猛,有人说靠的是“拼幺爸”,依赖了“刘湘系”(或称“二军系”)的关系,有人说是得了川军中“大邑系”的好处,有老乡一路照应,还有人则说没有“保定系”,刘文辉根本爬不到如此之高。
应该说,这些话都对,但又不全对。
侄儿起初自然要关照叔父,可是再往后面去,刘湘自己也是磕磕绊绊。有很多次,不是他拉扯刘文辉,而是得刘文辉保护他——刘湘在“一二军之战”中败北后,即由刘文辉护送回家,直到袁祖铭突然翻脸,若没有刘文辉的话,他都不一定能走出成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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