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等待者/文

“想想看，在一间完全无法进出的房间内，发生的命案，却能被合理而圆满地侦破，这对作者而言，是何等令人着迷的魅力！因此，依我所敬畏的朋友井上英三的说法：大多数的侦探小说作家，一定会尝试创作像约翰·狄克森·卡尔所擅长的那种‘密室杀人’作品。”

在网上随意翻着资料，偶然看到横沟正史《本阵杀人事件》中的这段文字，心里不禁颇有感慨。一方面，当年我极度迷恋横沟先生的作品，回想起来，总让我有怀念的感觉；另一方面，这种着迷，令阅读量极少的我，产生了考据癖，念念不忘书中提到的约翰·狄克森·卡尔是谁，而《普莱格·柯特谋杀案》又是什么（其实就是《瘟疫庄谋杀案》嘛）。

也难怪横沟先生会提及这一部作品，因为光从谜面来看，《本阵杀人事件》跟《瘟疫庄谋杀案》的设计颇为相似；只不过后者虽然提供了没有足迹的潮湿地面，但并没有正面挑战它，于是，我忍不住想起了另一本书——《白修道院谋杀案》。

自1930年发表《夜行》以来，仅仅过了四年，约翰·狄克森·卡尔就完成了标准的房间密室作品《瘟疫庄谋杀案》。这时候的他，大概是想从门窗自内反锁、入口被人监视、凶器消失无踪之类的场景中跳脱出来，以寻求更有新意的谜面，于是，这回设定了一种在当时看来，也许算是比较另类的密闭空间——雪地密室。

一般而言，当我们提及“密室”，脑海中总会浮现一幢房子，门窗自内反锁，或者出口处于被监视状态，以证明无人能够出入；就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居然横躺着一具尸体，而且左看右看，怎么都不像是自杀的。这么一来，就在物理上（房间状况）或者人工上（监视）证明了其不可能性。而雪地密室则呈现为：在白茫茫的雪地上没有足迹，或者只有被害者的足迹，这样，凶手相当于让大自然为自己作证——雪地没有被外人破坏，所以“我”不可能走过，这是大自然的基本定律，这样一种不可能性，岂不是很有意思么？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是雪地而不是房间，所以什么秘密通道啊、绳子拨弄门闩啊之类的手法，通通不管用。所以，面对一个雪地密室，连大名鼎鼎的亨利·梅利维尔爵士都感慨，这实在太糟糕了。

“如果仅仅是个上锁的房间，你还可以欢呼一下。每个人都懂好几种，从外面锁门的诡计：门闩能够用针和线做成的机关拉上，钥匙能用老虎钳扭动，铰链能从门上拆下来，再装回去，这样更不用去理会锁头。可是，当你的密室包括一个简单、平凡、疯狂的问题，周围一百英尺之内，都是半英寸厚的无痕雪地时……”

嗯，大名鼎鼎的亨利·梅利维尔爵士，一位根据丘吉尔的形象来塑造的侦探角色。如果曾经看过他初登场的《疸疫庄谋杀案》或者后续几作，读者应该对这位老头子印象深刻——作者直接描写他的目空一切、粗鲁无礼，又略带被害妄想，但在侦破罪案方面，他却才华横溢、天赋尽见。而在《白修道院谋杀案》一书中，竟出现了亨利爵士的亲人^外甥詹姆斯·本涅特，从一个亲人的眼中，去看这位怪人的言行，更添几分趣味。

这个系列其他大部分作品，亨利·梅利维尔爵士直到粉墨登场，才能显示其性格，而在这本《白修道院谋杀案》中则不然。仅仅在第一章开端，本涅特的父亲就对H·M作了一段介绍，原来他不但是世袭的从男爵，而且还是个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指的是英国工党提倡的国家资本主义），另外还拿着律师和外科医生的资格证书；也就是这么一个人，平时的行为散漫粗鲁、低俗无礼、蔑视权威，却对“不可能犯罪”的侦破颇有心得。这里通过描绘他过往的言行举止，与周围人的巨大反差，或者是与别人所认同身份的截然不同，惟妙惟肖地塑造出一位特立独行的侦探。

侦探行为的怪诞，无损他在侦破罪案方面的天纵之才。在书中，作者借亨利·梅利维尔爵士之口，道出了一份“不可能犯罪”的动机讲义：一是伪造自杀，二是伪装成鬼魂犯罪，三是意外事故所造成。不同于《三口棺材》里密室讲义和《绿胶囊之谜》里毒杀讲义的大量实例举证，动机讲义中，没有提及任何作品或者实际例子，只是由亨利·梅利维尔爵士举出了，几种要完成某种动机而适用的手法，这些手法令助手马斯特斯惊叹的博闻强记。虽然这份讲义从某种程度上，看来很粗略，不算完备，但是，它在指引侦破思路方面，也是很有价值的。另外，当亨利·梅利维尔爵士对照着案件，从讲义中逐条排除可能性时，真让读者有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感，于是，这桩“不可能犯罪”事件的诡谲性，又增添了许多分。

回头看看这本书的出版时间——1934年，同样会让人有很多感慨。就在这一年早些时候，约翰·狄克森·卡尔完成了亨利·梅利维尔爵士系列的首作《瘟疫庄谋杀案》，那是一部在情节、气氛与诡计方面都有出色表现的作品。另外，埃勒里·奎因也出版了国名系列中唯——本密室作品《中国橘子之谜》，尽管只是一个一扇门自内闩上、一个门口被监视的房间密室，但因为屋内所有东西被倒置，所以，其趣味性一点都不差。更有甚者，S·S·范·达因写出了《龙杀人事件》这一作品，描绘了一个人跳下游泳池之后，立即消失的案件，更是大大跳脱了狭义密室的范畴，给出了一个绚丽无比的谜面。可以说，在1934年，几位当时有名的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在追求“不可能犯罪”的趣味性，希望在旧有领域中进行翻新，而且，都算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尽管现在有不少人，对后两作恶评甚多）。而约翰·狄克森·卡尔，也许更是为1935年的惊世大作《三口棺材》做着试验和准备。

固然，《白修道院谋杀案》作为一本早期的雪地密室作品，其诡计模式不可避免地，为很多后世作品所参考。所以，案件进行中的恍然大悟，谜底揭晓后的会心一笑，也能给阅读带来另类的愉悦。

好吧，笔者的饶舌也许太过火了吧，还请诸位读者翻开本书，来判断这种阅读乐趣的深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