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论自欺的性质，并论概括性规则的起源与应用

要扭曲我们自己，对我们的行为做出不正直的评价，未必需要真实公正的旁观者站在远方。即使他在附近，即使他就在眼前，我们自爱的激情，其强烈不公平的程度，有时候也足以怂恿我们胸怀里的那个人，做出一份和真实的情况所能批准的非常不同的评价报告。

在两种不同的场合，我们会检视自己的行为，并且努力以公正的旁观者会采取的见解来审视它：第一，是在我们即将行动时；第二，是在我们行动之后。在这两种场合，我们的见解都很容易偏袒我们自己，而且往往是在最不应当偏袒的关键时刻，最偏袒我们自己。

当我们即将行动时，热烈的激情很少容许我们像一个中立者那样坦率公正地考虑自己的行为。那时候在我们心底激烈搅动的那些情绪，使我们所看到的事物全变了样；甚至当我们努力设想自己处在另一个人的位置，并且努力以他自然会采取的那种眼光来看待我们感兴趣的那些事物时，我们极度兴奋的激情也会不断地把我们召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而在这位置上每一件事物看起来都被自爱扭曲并且放大。关于那些事物会以何种模样呈现在那个人的眼里，或者他对它们会采取何种见解，我们能够领会的，如果我可以这么说，不过是瞬间消失的惊鸿一瞥，即使这一瞥的印象能够持久，也未必是完全公正的。我们甚至不能够在瞥见的那一刻完全摆脱我们特殊的处境所引发的满腔热情，更不用说能够像一个公正的法官那样完全不偏不倚地考虑我们即将采取的行动。因此，正如马尔布朗许[41]神父所言，所有激情，都会证明自己是正当的，而且只要我们继续感觉到它们，它们便似乎都是合理的，似乎都是和它们的对象比例相称的。

没错，当行动过后，由于刺激行动的激情已经沉淀，我们能够比较冷静地体会中立的旁观者的感觉。以前使我们很感兴趣的东西，现在对我们来说，变得几乎就像它始终对中立的旁观者来说那样的无关紧要，于是我们能够以他那种坦率正直的眼光来检视我们自己的行为。今日之我的心情不再被昨日之我的激情所煽动。当一阵突发的激情，像一阵突发的痛苦那样，完全平息了以后，我们会仿佛是和胸怀里的那个理想的人物同心同德似的，并且，正如在前一种场合，我们会以最公正的旁观者那种严格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的处境，所以在后一种场合，我们也会以同一种严格的见解来看待我们自己的行为。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判断，和行动前的判断相比，往往没有什么重要性可言；经常产生不了什么效果，除了徒然无益的悲叹与后悔，而且也未必可以确保我们未来免于犯同样的错误。然而，即使在这场合，我们的判断也并非十分坦率正直。我们对自己的品格所抱持的意见，完全取决于我们对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是非判断。认为自己不好，是如此令我们不愉快，以至于我们时常会故意背过脸去，装作没看到也许会使我们的判断变成不利于我们自己的那些情况。人们说，他是一位很有胆量的外科医生，当他在为他自己施行手术时，他的手不会颤抖；同样的，一个毫不犹豫地揭开自欺的神秘面纱，让他自己的行为丑态完全暴露在他自己眼前的人，也很有胆量。我们太过时常不从这样令我们不愉快的角度来审视我们自己的行为，反而愚蠢且软弱地努力重新加剧曾经误导过我们的那些不公不义的激情；我们努力用计设法唤起我们过去的憎恶与怨恨，并且重新激起几乎已被我们遗忘的愤怒；甚至我们之所以为达到这种不幸的目的而努力，从而固执于不公不义，纯粹只因为我们曾经不公正，只因为我们羞于见到，也害怕见到我们曾经不公正。

对于自己的行为合宜与否，人类的见解，不管是在行动时，或是在行动后，都是这么的偏颇；要他们以某个中立的旁观者会采取的那种眼光来看待自己的行为，是这样的难以办到。然而，倘使他们在评判自己的行为时所凭借的是某种特殊的能力，例如，像所谓道德感[42]那样的能力，倘使他们被赋予某种特殊的知觉能力，可以辨别各种热情与感觉的美丑，那么，由于他们自己的那些热情最直接暴露在这种能力的视察范围内，所以，它对于那些热情所做出的评判，会比它对他人的热情所做出的评判更为精确，因为它仅可能在一个比较远的位置眺望他人的热情。

人类的这种自欺，人类的这个致命的弱点，是人生一半以上的混乱失调的根源。如果我们以他人看我们的那种眼光，或者以他人知道全部的事实时将会用来看我们的那种眼光来看我们自己，我们大概免不了会有一番改过自新，否则我们绝对无法忍受我们所看到的那一幅丑恶的景象。

然而，自然女神并未听任此一影响如此重大的弱点完全无法补救，她并未完全放弃我们任凭自爱所衍生的种种错觉宰制。我们对他人行为的持续观察，会慢慢地导致我们在自己内心里，就什么是合宜适当的，或什么是该避免的行为，形成某些概括性的规则。他人的某些行为使我们全身自然感到毛骨悚然。我们听到周遭每个人表示对它们也同感厌恶。这个事实进一步巩固，甚至刺激我们更加觉得它们丑恶。当我们看到别人对它们持有和我们一样的见解时，我们会很满意我们对它们的见解适当。我们下定决心绝不犯同样的过错，绝不为了任何理由而使自己因这样的行为而成为普受众人指摘的对象。我们于是自然而然地为自己定下一条概括性的规则：必须避免所有这样的行为，因为它们会使我们成为可恨的、可鄙的或应该受罚的对象，成为所有我们最害怕与最厌恶的那些情感的投射对象。另一方面，其他某些行为引起我们的赞许，并且我们也听到周遭每一个人对它们都同表赞许。每一个人都热心表扬与奖赏它们。它们唤起所有我们天生最强烈渴望得到的那些情感；它们唤起人们的敬爱、感激与赞美。我们变得很想做出同样的行为，于是自然而然地为我们自己定下另一条行为规则：应该细心寻求每一个可以做出这种行为的机会。

概括性的道德规则就是这样形成的。它们最终是建立在个别的实例经验上，亦即，建立在我们的道德感或我们自然的功过感与合宜感，在许多个别的行为实例中赞许什么或不赞许什么的经验基础上。我们最初所以赞许或谴责某些个别行为，并非因为经过检视，它们显得符合或违背某一条概括性的规则。相反，任何一条概括性的规则，都是透过实际经验，发现所有属于某一类的行为，或所有发生在某种情况的行为，都受到赞许或非难，而逐渐在我们的心底形成的。对第一次目睹一桩残忍的谋杀行为的人来说，如果这桩谋杀行为是基于贪婪、忌妒或不正当的愤怒而犯下的，而且受害者还是一个喜爱与信任谋杀者的人，当他眼睁睁地看着那位垂死的被害者死前的痛苦挣扎，当他听到被害者以即将断气的声息所悲叹抱怨的，是他那位虚假的朋友多么的背信与忘恩负义，而不是他所蒙受的伤害，要想象这样一桩谋杀行为是多么可恶，他根本不需要煞费周章地思考：有这么一条最神圣的行为规则，是禁止夺走任何一个无辜者的性命的，而这一桩谋杀行为显然触犯了那一条规则，因此是一桩应受严厉谴责的行为。他对此一罪行的憎恶感，显然会立即兴起，并且显然会发生在他为自己形成任何这种概括性的行为规则之前。相反，他后来可能形成的那个概括性规则，则是建立在他一想到这桩谋杀案，以及其他每一桩属于同一类的个别行为时，必然会在他自己的胸怀里兴起的那种憎恶感的基础上。

当我们在历史记载或传奇小说中读到有关慷慨的或卑劣的行为叙述时，我们对前一种行为会感到钦佩，而对后一种行为则会觉得轻蔑。但是，钦佩也好，轻蔑也罢，都不是源自我们想到，有一些概括性的规则宣告所有属于前一种的行为都是令人钦佩的，而所有属于后一种的行为都是该受轻蔑的。相反，那些概括性的规则，全都是根据我们体验过的各种不同的行为，在我们身上自然引起的那些不同的情感效应而形成的。

可亲的行为，可敬的行为，可恶的行为，全都是会引起旁观者对行为者分别感到喜爱，尊敬与憎恶的行为。除了实际观察什么样的行为确实引起什么样的情感，不会有其他方式能够形成什么概括性的规则，决定什么行为是，或什么行为不是，喜爱、尊敬或憎恶的对象。

没错，当这些概括性规则形成以后，当它们普遍获得人类一致的感觉承认与确立时，我们时常会把它们作为判断的标准，辩论某些性质复杂且暧昧的行为应当受到何种程度的赞美或谴责。在这些场合，它们通常被引用当作判断人类行为正当与否的最终基础。此一情况似乎误导了好几位杰出的作者，使他们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架构他们的理论体系，以至于他们仿佛认为，人类对于行为正当与否的根本判断，其形成的方式就像法庭的判决那样，首先考虑到概括性规则，然后再考虑到个别受审的行为是否落在该概括性规则的适用范围内。[43]

概括性的行为规则，当已经被习惯性的反省固定在我们的心里时，有很大的用处，可以在我们的个别处境中，就什么是合宜适当的行为，纠正自爱的心理可能做出的种种错误的指示。一个盛怒的人，如果他只倾听愤怒的指示，也许会认为他的敌人即使死亡，也只不过是对他自以为受到的那个伤害的一个小小的补偿；而其实，那个所谓伤害也许只不过是一次极轻微的冒犯。但是，他对他人行为的观察，已经教会他知道所有这种血腥的报复会被认为多么可恶。除非他所受的教育非常奇特，否则他就会为自己订下这么一条不可违背的规则：在所有场合戒绝这种血腥报复的行为。这规则对他有权威性的影响，使他不可能犯下这一种暴行。不过，他自己的脾气也许是这样的暴躁，以至于倘使这是他第一次考虑要采取血腥报复的行为，他无疑会断定它是颇为合宜适当的，并且是每一个公正的旁观者都会赞许的那一种行为。但是，过去的经验铭刻在他心里的那种对行为规则的敬意，会阻止他的激情爆发，并且在他考虑什么是他的处境中的适当行为时，帮助他矫正自己原本也许会提出的种种过于偏颇的见解。假设他竟然允许自己被激情搞得这么的心神恍惚，以至于违背了这一条规则，然而，即便是在这种场合，他也不可能完全甩掉他对这一条规则经常怀有的那种敬畏的心理。在行动的那一刻，在激情上升到最高点的时候，一想到即将做出的行动，他就会犹豫不决与战栗发抖；他暗中忸怩不安地觉得，他正在突破某些行为规范，这些规范他曾在每一个冷静的时刻立下决心绝不去侵犯，这些规范他从未见过被其他什么人侵犯了而不会引起最强烈的谴责，而他自己的内心也有不祥的预感，觉得侵犯了这些规范，必定会很快地使他成为同一种不愉快的情感所投射的对象。在他能够下定最后致命的决心之前，他蒙受极端疑惑与不确定的痛苦折磨。一想到要违背如此神圣的规则，他就心惊胆战，而同时他那极端想要违背此一规则的强烈欲望却又不断敦促与刺激着他。他不时改变他的主意，有时候他决心坚守他的原则，绝不迁就那股可能使他的余生因充满悲惨的羞耻与悔恨而堕落腐败的激情。于是，短暂的平静占有他的心房，因为当他如此决心不使自己因违反原则而暴露在危险中时，他预见到他将享有的那种安全与宁静。但是，紧接在平静的那一刻之后，那股激情又重新燃起，并且以新鲜的狂热，驱使他犯下他曾在前一刻决心戒绝的行为。那些频繁的游移不定使他身心俱疲、精神涣散，最后出于某种绝望的心理，他跨出了最后致命且无可挽回的那一步。但是，他心中充满着恐惧与惊讶，仿佛是一个飞也似的向前逃避敌人追赶的人，自己纵身跃下了悬崖，在那里他有把握遇到，比任何在后面追赶他的东西可能带给他的更为确定的毁灭。甚至在他行动时，他的情感已经是这样的波涛汹涌了，虽然那时他对自己的品行不端无疑要比事后较没感觉。在他行动后，当他的激情已经得到满足乃至餍足时，当他开始以别人往往会采取的那种眼光来判断他已做出的行为时，他将会实际感受到像针刺那样的自责与悔恨开始在搅乱与折磨他，而在此之前，他仅仅很不完整地预知会有这些难堪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