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莱尔

美国俱乐部的警戒不如英国大使馆森严。“这里不是美食家的天堂，”莱尔说，一边把证件递给在门口站岗的美国大兵，“但它有个很棒的游泳池。”他订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可以远眺莱茵河。游过泳后，他们喝着马提尼，看着一些巨大的褐色直升机飞过，飞向河上游的一个着陆区。它们有些有红十字的标志，另一些则什么标志也没有。时不时会有白色的客轮在薄雾中滑行，把拥挤的游客带向尼伯龙根34的国度。一度有一群学童经过，他们听到从手风琴奏出而又有风琴热烈伴奏的《罗蕾莱》35。在这里，柯尼希斯温特七座山丘36的距离要比较近，然而薄雾模糊了它们的轮廓。

莱尔一根手指不确定地指向彼得斯堡的位置，那是一座树木繁茂的圆锥形山丘，其顶部坐落着一家长方形大饭店。“张伯伦30年代住过那儿，”他说，“当然就是他把捷克让出的那一次。我是指第一次。37”战后，它成了同盟国高级委员会的总部，更近期住过那儿的名人则是进行国事访问的伊丽莎白女王。在它右边的是龙岩，也就是齐格菲38屠龙和被龙血浴身之处。

“黑廷的房子在哪里？”

“这里看不太见。”莱尔静静地说，不再指些什么。“它位于彼得斯堡的山脚下。所以可以说，他是生活在张伯伦的阴影之下的。”说完，他就把话题引到一般性的事上去。

“我想，身为客座救火员，你常常碰到的困扰就是等你赶到现场，火已经烧完。是不是这样？”

“他常来这里吗？”

“一些较小的大使馆会因为空间不够而来这里开招待会。你可以说小一点的大使馆就是他的标记。”

他的声音再次低下来，尽管餐厅里只有他们一桌客人。只有在入口附近一个角落隔着玻璃的酒吧间里，有一群外国记者在指手画脚，狼吞虎咽。

“所有美国人都是那个样子的吗？”莱尔问道，“还是更糟糕？”他慢慢往回瞧。“不过我想他们倒是给人一种方向感。乐观主义。这就是美国人的毛病，你说是不是？他们眼睛都是看着未来，好危险。这让他们对毁了现在毫不在乎。我常常想，往回看的人要比较仁厚些。我看不出未来这东西有什么希望可言，但这反而带给我一种极大的自由感。也让我们更彼此关心些：让我们在那个死刑犯监牢里更相亲相爱些。别把我的话看得太认真，好吗？”

“如果你半夜三更想要调参赞处的档案来看，你会怎么做？”

“把梅多斯挖起来。”

“或者是把布拉德菲尔德挖起来？”

“那就太夸张了。劳利是知道密码锁的号码，但他只是后备球员。除非梅多斯被巴士撞倒，否则我们不会去惊动他。你今天早上看来够辛苦的了，”莱尔关心地说，“我看得出来你还没有适应这里的天气。”

“你会怎么做？”

“唔，我会在下午就把档案调出来。”

“然后一整晚把档案放在身边？”

“如果是危机时期，档案库会整夜开着。但如果它关了起来，我们大部分人都有保险柜，可以把档案存放一个晚上。”

“但黑廷没有保险柜。”

“我们从现在起只用他字好吗？”

“那他会在哪里工作？如果他在黄昏把档案调出来，工作到半夜，那工作结束后他会把档案放在哪里？”

“我猜他会在自己房间工作，离开时再把档案交给参赞处警卫。警卫有一个保险箱。”

“警卫会签收吗？”

“当然会，老天爷。我们不是那么不负责任的。”

“所以我可以从警卫的夜间登记本得知。”

“你可以。”

“但他离开时都不会跟警卫打招呼。”

“啊，老天，”莱尔说，显得非常困惑，“你是说他都把档案带回家？”

“他开的是什么样的车子？”

“迷你的旅行车。”

两人都同时沉默了一下。

“他没有其他可以晚上工作的地方？比方说一个特别的阅读室或一楼的保险库？”

“没有，”莱尔断然地说，“好吧，谈些别的吧，好让你的脑子散散热。”

他把侍者叫来。

“我先前才在内政部和西布克龙那些没名没姓的人度过了难过的一小时。”

“干什么？”

“悼念可怜的爱希女士。够无聊的了。同时也很怪。真的很怪。”他接着把话题转开，“你知道一些罐装血浆运到了大使馆吗？德国内政部说他们想贮存一些血浆在食堂，只是以防万一。那真是我听过的最奥威尔式的事情。劳利很火大。他觉得他们搞得太夸张了。”

“为什么？”

“他为了我们这些可怜英国人的安全阵势搞得太大了。好吧，卡费尔德是彻底反英和反欧共体的，而布鲁塞尔谈判又进入到了关键时刻，英国如果获准加入，无疑会触动民族主义者的神经，让‘再造运动’的人抓狂。星期五的游行来势汹汹，每个人都处于精神紧绷状态。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何况汉诺威那边又发生过恶心事。但我们仍然不值得受到那么大的关注的。首先是宵禁，然后是保镖，现在是摩托车。我感觉他这样挤我们是有目的的。”他用一只修长而女性化的手把大菜单递过桌子。“来点生蚝怎么样？那才是活生生的人该吃的，不是吗？这里一年四季都供应生蚝。我猜是从葡萄牙或哪里空运过来的。”

“我从来没吃过。”特纳带点挑衅意味地说。

“那你必须吃一打来补偿一下。”莱尔轻松回答，又喝了一些马提尼。“能有个从外面来的人谈谈话真好。我猜你不会明白这种感觉。”

一队驳船正顺着水流前进。

“一件让人不安的事情是，我们并不觉得所有这些预防措施的出发点都是为我们好。不知道怎么搞的，德国人一下子防我们防得像什么似的，就像我们是在蓄意挑衅：就像搞示威游行的人是我们。我们几乎没有和他们商量的余地。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完全冰冻了起来。在要求被爱的时候受到这种对待，自然会让人的挫折感增加一倍。”

“他星期五晚参加了一个晚宴。”特纳突然说。

“是吗？”

“但他的日记本里却没有记载。”

“蠢材，”他转身瞧瞧，但却没人走过来。“侍者死到哪儿去了？”

“布拉德菲尔德星期五晚上在哪里？”

“闭嘴，”莱尔轻快地说，“我不喜欢谈这种事。”他若无其事地继续原来的话题，“然后还有西布克龙这个人，嗯，我们全都知道他贼，知道他在耍联邦政府，知道他有政治野心。我们也知道星期五维持秩序对他来说是个棘手问题，而好些他的政敌都等着看他的好戏。所以——”他向莱茵河的方向侧侧头，就像这条河也以某种方式涉及他的困惑，“所以他为什么还要在可怜的爱希女士的病床旁边耗六个小时呢？她慢慢死去的样子很好看吗？他又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在这地区每间小小的英国宿舍派驻守卫？他对我们有强迫性的执念，我发誓他是这样。他比卡费尔德对我们还糟。”

“谁是西布克龙？他是做什么的？”

“唉，他是蹚浑水的。某种意义上他跟你是一样的啊。啊！抱歉，我不应该这么说的。”莱尔脸红起来，深为沮丧。还好侍者适时出现，把他从尴尬中打捞出来。那是个相当年轻的侍者，但莱尔对他却异常客气，又请教一些超过他能力的事情；既接受他推荐的摩泽尔白葡萄酒，又仔细询问他今天生蚝的肉质。

侍者离开后他继续说：“波恩这里有一个说法：要是你有了路德维希·西布克龙这个朋友，就不再需要任何敌人。他是一种非常本土的物种。总是谁的左右手。他反复说不想看到我们任何一个死掉。而这正是他让人胆战的地方：他把这种可能性说得煞有介事。人们很容易忘掉的一点就是，波恩也许是个民主的地方，但这里的民主派却少得吓人。波恩不是个战前的城市，不是个战争中的城市，甚至不是个战后的城市。它只是德国的一个小镇。它小得不可能切片，就像你不可能给莱茵河切片。它脚步蹒跚，而雾又抽干了一切的颜色。”

说到这里，莱尔突然脸红起来。他扭开塔巴斯科酱汁的瓶盖，给每一只生蚝淋上一滴。这件事让他全神贯注。“我宁愿喜欢搜集火车模型，”他继续愉快地说，“我宁愿把更多时间花在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你有类似的兴趣吗？我是说小嗜好。”

“我没那个时间。”特纳说。

“名义上他是一个叫内政部联络委员会的主委。我知道这名字是他自己取的。有一次我问他：路德维希，你是要跟谁联络？他把我这话当成一个玩笑。他当然是我们这个年纪。战后第一代减五岁，刚刚错过了大战但又等不及长老。他也跟中情局眉来眼去，但在这里，这是一个地位的象征。他的主要职责是盯着卡费尔德。只要有谁想要与‘再造运动’挂钩，西布克龙就会去对付他。那是一种怪异的工作，”莱尔向后靠，打量特纳的表情，“但西布克龙却乐在其中。你可以说他在运作一个无形的政府：你可以这样形容他。魏玛政府39会非常适合他。你也应该对这里的政府单位有所认识：所有政府单位的划分都是很武断人为的。”

在一声催促声下，那些外国记者离开了酒吧间，向餐厅中央一张已经为他们铺好的桌子鱼贯走去。一个大块头的记者瞥见了莱尔，他把遮住右眼的一绺头发向后拨，然后伸出一只手，行了个纳粹致敬礼。莱尔举一举酒杯，作为响应。

“他是山姆·阿勒顿，”他压低声音向特纳说明，“是个不折不扣的猪猡。我刚才讲到哪里？对，政府单位的划分。它们让我们在这里一个头两个大。这里明明是个灰蒙蒙的世界，但我们却老是要追求一清二楚：谁是反法者，谁是拥法者；谁是共党分子，谁是反共分子。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老是搞不懂卡费尔德的原因。明明是应该争论事实的时候我们却去争论定义。波恩正在争论用多粗的绳索吊死我们，但我们却还在追问定义。我不知道你要怎样定义卡费尔德。说他是德国的布热德40？是中产阶级革命家？如果他是，我们就毁了，因为在德国，所有人都是中产阶级。就像美国一样。他们不想要平等，谁想？但他们本来就是平等的。”

侍者已经把葡萄酒端了过来，莱尔请特纳负责试酒。“我深信你的舌头要比我的清新。”但特纳婉拒，所以他就自己来品试。“好明智的推荐，”他语带赞赏地对侍者说，“好酒。”

“所有的聪明定义都适用在他身上。就像精神分析一样，只要事先假定好病征，你就总能给它们找到名字。你既可以说他是孤立主义者，也可以说他是沙文主义者；既可以说他是和平主义者，也可以说他是复仇主义者。而他又想与俄国缔结贸易同盟。他有进步的一面，这个吸引到年轻人；他有反动的一面，这个吸引到德国的老年人。这里的年轻人好清教徒主义。他们既想要干干净净的财富，又想要弓箭和巴巴洛萨（红胡子？）41。”他懒洋洋地指着七峰山。“他们都想要一切现代化的东西。难怪老一辈会成为享乐主义者。但年轻人——”他断了一下，“但年轻人却深深不满，而且发现了一条最残酷的真理：报复父母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模仿他们。卡费尔德可说是那些学生收养的大人……抱歉我话那么多。这是我的小嗜好。请不要叫我闭嘴……”

特纳看来没有在听。他看着沿步道等距离站岗的警察。他们其中一个刚刚在岸边找到一条拴着的小舢舨，此时他正玩着帆脚索，把它像跳绳的绳子一样荡上荡下。

“伦敦方面反复问我们：谁是挺他的人？他的钱是打哪来的？他们要我们定义这个，定义那个。我能告诉他们什么？有一次我写道：‘街头上的这些人，传统上是最捉摸不定的社会阶级。’他们欣赏这个答案，直到研究部才被打了回票。‘是一个已死的民主体制的孤儿。是联邦政府的伤员。’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被出卖给了保守主义，反社会主义者则认为他们被出卖给了共产党。人们现在都精得不去投票。卡费尔德的立场是惟一可以覆盖整个政治光谱的。你要怎样去定义一种情绪？老天，他们好迟钝。他们后来没有给我们任何指示，只给问题。我对他们说：‘难道你们在英国不是也碰到相同的问题吗？同一种愤怒情绪也见于其他所有地方。’没有人怀疑巴黎的示威群众搞什么颠覆世界的阴谋，那为什么要在这里找一个呢？情绪……无知……无聊，就那么回事。”他向桌子欠过身去。“你投过票吗？我肯定你投过。那是什么感觉？你觉得有什么改变了吗？”他又吃了一只生蚝。“我想伦敦被轰炸过。这就是答案吗？也许，只有波恩是没事的。好可怕的想法。被放逐的世界。不过我们就是这样。被放逐的定居者。”

“卡费尔德为什么恨英国人？”特纳问，他的心思遥远。

“我承认这是个不解之谜。我们在参赞处千方百计想搞懂。我们谈它，读这方面的数据，彼此辩论。但没有人有答案。”他耸耸肩，“谁今天还相信有动机这回事，更何况是一个政客的行为？我们试过去定义它。说不定英国人曾经给他吃过苦头。童年记忆是最难磨灭的。顺便问问，你结婚了吗？”

“这跟我们谈的事有什么关联？”

“老天，”莱尔欣赏地说，“你好难搞。”

“他的钱哪来的？”

“他是个化学工业家，在埃森郊区经营一家大工厂。有人猜英国人在占领时期让他不好过，拆了他的工厂，毁了他的事业。我不知道这个猜测有多接近事实。我们做了好些研究，但收获甚微，而劳利又禁止我们向外调查。这是很正确的决定——”他微微一耸肩，“天晓得我们玩这种游戏的话，西布克龙会作何感想。报上就只说卡费尔德恨英国人，仿佛这是不需要解释的。或许他们是对的。”

“他有什么样的背景？”

“一如预期。战前毕业，被征召为工程师。在俄国前线担任爆破专家，曾经在斯大林格勒受伤，但还是逃了出来。对和平感到幻灭。经过激烈内心挣扎，缓缓建立起自己的思想纲领。这些感人肺腑的话都是他自己说的。有一些很常见的无聊谣言，说他是纳粹秘密警察头子希姆莱的外甥之类的。没人把这种说法当一回事。这不奇怪，东德老是喜欢造一些政治头面人物的谣。”

“难道这些谣言没有丝毫真实的成分？”

“总是有真实的成分，但又总是不够多。不管怎样，除我们以外没有人当一回事。他说自己是慢慢走向政治的，说自己有过一段沉睡期和一个觉醒期。”

“你跟他碰过面吗？”

“我只读过有关他的报道，听过收音机转播的讲话。但某种意义上，他是活在我们左右的。”

特纳的淡色眼睛已经回到了彼得斯堡。太阳在山丘间斜照，光线直接打在那家灰蒙蒙大饭店的窗户上。其中一座山丘斑驳得像个采石场，有一些灰蓬蓬的白色小机器在山麓下来回移动。

“你不得不佩服他。六个月之内就把整个运动给改了头、换了面。干部、组织、口号完全焕然一新。之前他们都是一群乌合之众，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有，但现在却成了一个有教养的、高学历的团体。他不要衣着随便的群众，不要社会主义那一套胡说八道，除非那是从大学生嘴巴里讲出来的。卡费尔德很聪明，懂得容忍那些大学生。他也知道攻击警察的和平主义者和攻击和平主义者的警察之间只有一线之差。但最重要的是，巴巴洛萨是穿干净衬衫，拥有化工博士学位的。巴巴洛萨博士先生，他们现在都这么喊他。在德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统计学家、律师都是受高度尊崇的，又特别是律师——你知道律师有多么不合逻辑吗？律师是德国的伟大导师，一向都是如此。但不包括政治家，他们一点都不受人尊敬。而在卡费尔德看来，他们当然都是议会代表制有多差劲的最好证明。卡费尔德可不想要任何人代表他，敬谢不敏。他的追随者呐喊要求的是没有约束的权力——更多的权力，不用负责任的权力。这是民主的终点，不是起点，你明白吗？”他说，语气里带着一种与他无精打采神态完全不相称的自信。“我们和德国人都经历了民主，但没有人因此夸奖我们。我们推了德国人一把，但没有德国人因为得到民主感谢我们。现在我们从另一边绕出来了。民主只有在一个阶级系统里才可能存在，它是要由特权阶级恩准的——这就是现在民主搞不下去的理由。民主只是封建时代和自动化时代之间的电光石火，已经过去了。还剩下些什么呢？选民和国会是脱节的，国会和政府是脱节的，而政府则与每一个人脱节。沉默的政府——他们的标语是这样控诉的。异化的政府。我想这个用不着我来告诉你，因为它是一种英国的产物。”

他停下来，希望特纳有所响应，但特纳仍然陷在思绪里。那些外国记者在他们的长桌子那头争辩着些什么。其中一个威胁说要揍另一个，第三个人则扬言要把他们两个的头撞在一起。

“我不知道我在为什么辩护，或者我代表的是谁？但谁又知道？他们在伦敦对我使眼色说：‘一个绅士应该为国家着想而撒谎。’我回答说：‘我愿意，但先得告诉我需要隐瞒的真相是什么。’他们连一丝想法都没有。在外交部外面，可怜的大众都以为我们有一本镀金的书，封面写着‘政策’两个字……老天，要是大众知道了会怎样？”他把杯中的葡萄酒一饮而尽，“也许你知道他们的政策？我被认定应该通过最少的摩擦去获取最大的利益。但他们所谓的利益又是什么意思？大概我们是合该走向衰落的。也许英国也需要一个卡费尔德，一个新的莫斯利42？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冷漠。冷漠是我们这里的日常饮食。歇斯底里的冷漠。再来一点白葡萄酒吧。”

“你想可不可能，”特纳说，眼睛仍然凝视着山丘，“西布克龙已经知道了黑廷的事？会不会是这件事让他们对我们产生敌意？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他对我们的额外关注？”

“待会儿，”莱尔静静地说，“在一群小孩子面前不适合谈这个。”

太阳升到河的正上方，把它染得像一只金黄色的大鸟：双翅延展，覆盖整个河谷。河面上蹦跳着愉快的亮光。交代过侍者把他最好的两瓶威士忌送到网球场花园之后，莱尔就以优雅的步伐走过一张张空桌子，走向侧门。餐厅中央那群记者此时陷于沉默，每个人都因为喝多了酒而闷闷不乐，各自摊在皮革椅子里，大剌剌等着新的政治灾难的刺激。

“可怜的人，”莱尔走出户外以后说，“你到哪里出差都会碰到我这种人吗？我猜我们这种人都喜欢把满腹牢骚倾倒给陌生人。到头来我们说不定都会变成一个小号的卡费尔德：爱国的中产阶级虚无主义者。在你看来一定很恐怖。”

“我必须到他的房子看看，”特纳说，“这样才能找出真相。”

“你的要求被驳回，”莱尔心平气和地说，“西布克龙在那里派驻了警力。”

时间是下午3点。一个白色的太阳挣破了浮云。他们坐在花园的大遮阳伞下，手里拿着白兰地，看着一些外交官的女儿在网球场的红土地上打球和嬉笑。

“我怀疑普兰什科是个坏蛋。”莱尔说，“很久以前他是我们的人脉，后来却不再理睬我们。”他打了个哈欠。“他从前是个相当危险的人物，是个政治海盗。没有什么阴谋会完全跟他无关。我会过他好几次。他目前隶属自由民主党——那是各种失意政客的大本营，里头有一些很怪的怪胎。”

“但他曾经是朋友。”

“你很天真，”莱尔懒洋洋地说，“像利奥一样天真。我们可以认识一个人一辈子而没有成为朋友，也可以认识一个人五分钟就成为一辈子的朋友。普兰什科有那么重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