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关键时刻，不添乱就是帮忙

要任命谁当县令，王顺清没有办法，可要一个县令滚蛋，王顺清的手段还真是多。这些年，他和乌孙贾一起，搞走了好几任县令。强龙斗不过地头蛇嘛，谁和他这个地头蛇作对谁倒霉。当然，王顺清也清楚，许多事不能做得太绝，得饶人处且饶人。大家都在这个场里混，哪个官员不是一屁股的屎？你能有办法把别人屁股里的屎露给上司看到，别人也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余成长去了一趟宝庆府，回来听说儿子和马智琛打架的事，火不打一处来，他把崔立叫进自己的房间，仔细询问到底是什么事。

世上的事，观点不同，观察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

崔立对姐夫余成长说，马智琛和刘巧巧说话，海云觉得巧巧迟早是余家的人，觉得马智琛这种做法，是对余家的挑衅，所以出言理论。海风作为哥哥，原本应该制止弟弟，但他站在一旁，像是看笑话似的，理都没理。后来，两个年轻人动起了手，海风竟然不是帮弟弟，而是冲过去，把两人隔开。反倒是余家其他人，要上去打马智琛。对于余海云的做法，崔立显然表示理解，他说，看到马智琛对巧巧那副轻薄的做派，他心里都有气，若不是碍于长辈，他都要动手。可余海风倒好，竟然像与他无关似的。

崔立说，他越来越不明白海风，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原以为他去和顺几年，应该学会很多东西，没想到，他倒是越来越让人看不明白了。

余成长听出了崔立的偏见，并没有表明态度，而是走到后院，把余海风和余海云叫过来，对他们说：“跪下。”

两兄弟并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发火，但还是双双跪下了。

余成长只是扔下一句话：“你们好好想想吧。”说过之后，转身离去，不再理他们。

余海风和余海云能想什么？余海风真不知自己错在哪里。坦率地说，他和刘巧巧还没有开亲，不是他余家什么人，马智琛和她说句话，难道错了？如果说他没错，父亲为什么要他也跪下？余海云倒是知道自己出手打人不对。可是，他打的是马家人啊，整个洪江城，有几家看着马家顺眼的？要他承认错误？门儿都没有。

父亲走后，余海云便对哥哥说：“早知是这样的结果，我们应该兄弟联手，把那个王八蛋打残废。我真是不明白，关键时刻，你不光不帮我，还把我拉开，让他打了我一拳。你到底是我的哥哥，还是他的哥哥？”

余海风和余海云这一跪，急坏了两个人。一个，自然是崔玲玲，她是他们的母亲，血肉相连，怎么能让他们跪？另一个，是他们的舅舅。虽说崔立比他们的年龄大几岁，但实际上，他们从小就跟着舅舅长大，虽说在崔立的心里，余海风和余海云是有距离的，但与外人相比，那又完全不一样。他对他们两个的感情，简直比对自己亲生的儿子还亲。崔立一直没有结婚，一直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生骨肉。

崔玲玲和崔立，分别找到余成长，对他说，他们只不过是孩子，犯了错，惩罚是必要的，但惩罚一下可以了。

余成长说：“可以了吗？那好，你去问问他们，叫他们和我一起，去马家赔礼道歉。如果他们想通了，愿意了，那就起来。没有想通，不肯去，那就一直跪着。”

第一次，崔玲玲去，他们兄弟都不肯起来。余海风不肯起来，是因为他什么都没做，他不应该为自己没做的事承担责任。余海云不肯起来，自然因为对方是马家，既然是马家，就不存在对与错的问题，更不需要道歉。第二次，崔立去，他们还是不肯起来。余海云很倔，他认为，就算是死，也不能低头。第三次，又是崔玲玲去，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劝说兄弟俩，差不多是从他们小时候穿开裆裤说起。

不知是不是母亲的话起了作用，余海云不耐烦了，对哥哥说：“去就去，又不死人，你去不去？”

余海风一肚子的恼火，一肚子的委屈，却又无路可退，一言不发，站了起来。

于是，余成长带着兄弟俩，去马家赔礼道歉。一路上，余家兄弟沉默着，甚至恨着，只不过恨的对象并不相同。

马家人心里也很不爽。不爽的原因很多很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马家始终认为，自己在洪江受到了排挤，似乎整个洪江，都在与他们作对，他们不得不像刺猬一样，让自己浑身都是刺，随时准备刺向别人。洪江的管理结构，最顶层，是几个乡绅说了算。这几个乡绅年岁大，也确实德高望重，说话有分量，也有人听。乡绅所针对的对象，并不是个人，而是商会。洪江有很多以地域为纽带的商会组织，这些商会便成了他们背后的支撑。可马家来自西北，西北在洪江的商人很少，无法形成商会。

打架事件之后，马智琛倒没什么，他现在已经是官府的人，也不知古立德给他布置了什么任务，每天除了睡觉，都在外面。马家其他人，却一致认为，这次的事，并能单纯地看成是余海云和马智琛之间的冲突，而是整个洪江城对马家的态度。甚至包括古立德要将民团收回去，他们也一样认为，是包括余家在内的很多人在背后做了工作，这个工作，显然是针对马家的。

胡不来从马家离开之后，马占林、马占坡以及马智源等从后面出来。马占坡立即对哥哥说：“哥，你不应该答应他，看他怎么办。”

马占山说：“我能不答应他吗？”

马占林问：“为什么不能？”

马占山说：“在中国，排在第一位的，永远是官府，排在最末一位的，永远是商人。商人要想和官府斗，那是鸡蛋碰石头。洪江这么多商人，有钱有势的不少，有几个能够成为洪江的龙头老大？只有那些和官府接触密切的人。想当一个纯粹的商人，可以，但你永远别想出人头地。”

马智源到底年轻一些，说话不太考虑后果，脱口而出：“那个胡师爷，就能代表官府？”

马占山说：“你不要瞧不起官府的一个师爷。我听说，这个胡师爷，原来是洪江城的一个混混儿。可这个世界，就是黑白颠倒。就算你赚再多的钱，你也只是一个末流的商人，如果你和官府有了关联，就能鸡犬升天。”

马智能说：“我看到胡不来那个样子，就恶心。”

马占山说：“你在外面跑，山地走过不少，应该见过一种寄生藤吧？像胡师爷这种人，就是寄生藤。树好，藤就好。树不好，藤不一定完了，不过，它一定长不好。你不能得罪这棵藤，不是因为这棵藤有多么了不起，而是因为他寄生的那棵树了不起。”

“我看那些当官的，蠢材也很多。”老三马智华说，“我就不明白，他们有什么好怕的。”

马占山说：“他们可能是蠢材，可他们是一个权力结构，不是他们多么了不起，而是这个权力结构了不起，离开了权力结构，他们可能什么都不是。但他们在一个权力结构体中，那就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包括围绕在这个权力结构周围的师爷，都成了这种力量的一部分。商人却无法形成这样的结构，所以，商人永远是一盘散沙，永远都是钩心斗角。”

马智华说：“难道你看不出来？他们就是想用这种名目搞钱。”

马占山说：“我当然明白，我怎么可能不明白？可是，你换个角度想一想，这没什么不好理解啊。这个世界，谁不是想着名目捞钱？社会如果有底线，人们就会想方设法在底线之上捞钱。社会如果没有底线，人们捞钱的方法，也就可以完全没有底线。”

马智华对这句话感兴趣，问父亲：“那我们现在的社会，到底是有底线，还是没有底线？”

“我们现在的社会，有什么底线？”马占山反问，“别的不说，就说这土匪横行，这是有底线吗？正因为没有底线，土匪才从各处冒出来了。你以为这些人天生就是土匪？不是。他们之中，大多数是良民。就因为社会没有底线，社会一旦失去了底线，最难过的，不是商人，而是最底层的民众。他们如果做良民，就得逆来顺受，任人宰割。和任人宰割相比，做土匪，会好得多。所以，他们选择了做土匪。”

马智华糊涂了：“这么说，他们还应该是被同情的？”

“被同情或者不被同情，只在乎规则。”马占山说，“如果站在非规则社会的角度看，他们不仅应该被同情，而且，他们应该被认同。相反，如果站在规则社会这个角度看，他们是规则的破坏者，一定不能为规则社会所接受，也一定要被规则社会铲除。”

马智能问：“那我们南下寻找仇人呢？如果我们真能报仇，那么，我们是规则的，还是非规则的？”

马占山看了看几个孩子，说：“在一个有序的规则的社会，你对规则和规律了解越多，你就会生活得越好。相反，在一个无序的践踏规则的社会，你对规则和规律了解越多，你就会生活得越糟，就会越痛苦。”

“我不明白。如果这个社会没有了规则，那成什么了？”马智华和马智琛的年龄接近，两人的观点也更接近。

马智源说：“所谓社会规则，就是强者原则。谁强谁就是老大，谁强谁就是规则制定者。”

马占山接道：“可以这么说，盛世，政府是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乱世，人人都是规则，相反，政府倒成了政府规则的破坏者。在乱世，遵守规则者，反倒寸步难行，维护规则者，结局一定会很惨。”

马占林说：“我们马家，就是要按照我们自己的规则行事，不管别人的什么狗屁规则。谁对我们不好，我们就千倍万倍地报复。”

正在这时候，余成长带着余海风、余海云兄弟来了。

到达白马镖局门口，余成长对两个儿子说：“跪下。”

对于这个命令，无论是余海风还是余海云，全都目瞪口呆。在他们看来，就算是道歉，一起来到马家，说声对不起，已经非常够意思了。父亲对马家始终提防，也并不感兴趣，这一点，余家兄弟是很清楚的。余成长这个人，做人的原则性很强，交朋结友，一定要慎重选择。比如说王顺喜，因为是王顺朝的四弟，原本算是亲戚关系。可自从王顺喜暗中和张祖仁合作，开了祖仁贸易行，余成长就和他们断了来往。

正所谓不是一类人，不进一座门。余成长同样认为，白马镖局的马家和自己不是同类人，两家的关系，始终不咸不淡，对于自己并不感兴趣的马家，父亲竟然要求两个儿子跪在门口，这有些太出人意料了。

毕竟，余海风兄弟还太年轻了一点，他们哪里懂得父亲心里此刻在想什么。

余成长所想，第一，大敌当前，洪江城必须精诚团结，不能有任何矛盾。马占山当时所做的一切，虽然有威逼刘承忠的味道，但余成长不能这么做，他得化干戈为玉帛。第二，他得让儿子们知道，人生的成就，不是斗出来的，而是让出来的。第三，他知道姐夫刘承忠难做，虽然他不一定能帮得上忙，但他一定不能添乱。

与此同时，余成长也在想，刘巧巧实在太漂亮了，她又喜欢参与各种活动，难免常常出现在一些少年公子面前。这实在是太危险了，一定得尽快把这件事解决，只有向整个洪江城宣布，她已经名花有主，才能断了那些人的念头。所以，他办完现在这件事之后，必须立即和老婆商量，把海风的亲事定下来。

余成长见两个儿子已经跪下，抬腿迈进了马家。因为早有下人报告，马占山出于礼貌，迎向门口，并且主动伸出手，拉了余成长的手，将他迎进家门。马占山自然看到了跪在门外的余家二子，但他故意装着没看见，只是向余成长让了上位，命令下人沏上最好的黑茶。

余成长坐下之后，便对马占山拱手，代表两个儿子，向马家道歉。马占山只让他说了一一半，便打住话头。

以余成长的高傲和在洪江商界的地位，别说是亲自领着两个儿子登门道歉，就是肯来走一趟，已实属不易。何况，此时余成长的两个儿子就跪在门外，南来北往的客商，只要从马家经过，都能见到他们跪着。这个面子，已经给足了。所以，马占山不需要余成长多余的言语，只让他说半句话，便将他打断，一来，显示自己不计较这件事，二来，他也不想给余成长机会说出自己两个儿子跪在外面。

马占山暗想，就让他们跪着吧。余家的两个儿子跪在外面，时间越长，对于余家以及余家关系的羞辱，也就越重。要不了多久，整个洪江就会传遍，在洪江不可一世的余家，见了马家也要低头。

余成长自然知道，两个儿子跪在人家门前呢，这可是洪江最大的新闻。余成长是多么要面子的人，他能做出这种事，在整个洪江，那可不是一般的事。所以，他一直想找机会，将儿子登门道歉的事告诉马占山。马占山一旦知道此事，肯定就会将余家的两个儿子扶起来，这道手续，也就做全了。

可马占山又何尝不明白？他就是要让余家的儿子跪的时间长一些。所以，他不让余成长说话，而是自己一个劲地说。先说了民团训练的事。这件事，余成长出的钱不少，所以，他要感谢余成长。同时，他又向余成长表示道歉。这件事，是他没有做好，使得民团的训练出了很多问题。儿子马智琛和余家兄弟的冲突，主要责任，在自己的儿子，应该他向余家道歉，正好余掌柜来了，他当面表示道歉。为了洪江的安全，这件事，大家最好翻过去，从此不要再提了。

接下来，他又说起了官府要接办民团的事。他说，他反复想了想，既然官府真心剿匪，这是一件好事。由官府来训练民团，名正言顺，所以，他个人同意这件事。不过，民团毕竟是洪江商人集体办起来的，他个人的意见不算数，所以，他正准备去找刘总镖头。如果刘总镖头没有意见，他准备和刘总镖头一起，去征求洪江其他出资人的意见。正好，余掌柜来了，所以，先征求一下余掌柜的意见。

余成长不好说别的，只说：“官府如果真的为民着想，领导剿匪，我认为是一件大好事，我没有意见。”

马占山立即给余成长扔过一顶高帽子，说余成长的胸襟非同一般。又说，其实，他是最希望这一结果的，民团组建虽然只是几天，但他操的心，比以前几个月都多。特别是刘总镖头带的那个护城队，那些人都是公子少爷，怎么管？现在好了，交给官府，大家都可以松一口气了。接着，他又问余成长，对闹土匪这件事怎么看。

余成长说，对洪江有威胁的土匪只有三股，分别是野狼帮、飞鹰帮和过江贼。这三股土匪，因为都不在黔阳境内，要剿的话，还真是麻烦。除非宝安府或者湖南省下定决心，一个黔阳县想做这件事，不容易。但其他县府都不剿，这些土匪就会盯着洪江，洪江毕竟最有钱嘛。黔阳县政府组织民团，担起剿匪大业，实在是再好不过。同时，他也有点担心，剿匪这件事，如果拖的时间长了，官府会没完没了地派捐。

“余掌柜担心官府会故意不全部剿灭土匪，以便向民众派捐？”马占山问。

余成长很想说，我还真有这种担心，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完全可能的。可这种话，他不能说，人心隔肚皮，随便一句话，很可能被别人当成刺向你的刀。历经江湖，这点警惕，余成长是绝对有的。

他说：“这个，我倒没想过，我只是担心，这几股土匪在外县，甚至在外省，剿灭不易。不知道古大人是怎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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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家兄弟齐齐跪在马家门前的消息传遍全城的时候，英国商人艾伦·西伯来找到了洪江汛把总署。

西伯来不是一个人来的，而是拉着王顺清的弟弟王顺喜一起来的。

这位西先生身高一米八，鹰钩鼻子，鹞子眼，穿黑色的西装，打着领带，头上戴一顶黑色礼帽，脚穿黑色皮鞋，手里拿着文明棍。他的身后跟着两条彪形大汉，保镖华生和杰克。王顺喜斯文清秀，看起来是一个读书人，不像一个商人。实际上，张祖仁是洪江名义上的首富，但洪江还有两个隐形首富，一个是王顺喜，一个是王顺清。这两兄弟，到底哪一个更富，连他们两人都不清楚。

王顺清富，大家可以理解，毕竟，他是洪江汛把总，洪江的第一官员。整个洪江的资源，全都捏在他的手里，在洪江，只有他才能说一不二。他当汛把总，一年的俸禄，只不过几十两银子，这点钱，连塞他的牙缝都不够。好在这个大清朝已经腐败透顶，所有的官员，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当成了赚钱的大生意。除了通过手中的权力赚钱，王顺清还有其他很多赚钱的门路，比如说，他开了太白楼以及万花楼，还收整个洪江城所有妓院和烟馆的保护费。

至于王顺喜成为洪江的隐形首富，知道的人确实不多。王顺喜一方面做着茶叶生意，另一方面，又和张祖仁秘密经营鸦片生意。他心里很清楚，张祖仁玩了很多手段，可他并不计较。一来，清朝政府禁烟，他的父亲也坚决反对子女经营鸦片，王顺喜不想将这件事情闹大。二来，王顺喜和哥哥王顺清一起经营与政府相关的业务，收益相当可观。

西先生始终以为自己在洪江的合作伙伴是张祖仁，并不清楚还有其他人。虽然艾伦·西伯来非常注意同官府的关系，比如常常在王顺清那里走动，也常常通过王顺清送给乌孙贾好处，可外国人脑子就是一根筋，并不认为这是合作关系。正因为在洪江关系很好，西先生到达洪江，便无所顾忌，对于手下的洋枪队，更是放任自流。阿三和两个卫兵没有回来，西先生完全不知情。其他印度兵，各自出去找乐子，回来都很晚，根本就不知道还有人没有回来。这些印度兵到了洪江就去疯狂找女人，西先生是不加约束的，也约束不了。对于这些人，西先生只有两个原则，不吸鸦片，不违反当地法律，别的事，一概不问。

第二天，这些印度人起来得很晚，没有见到阿三和那两个印度人，仍然没有引起警觉。直到下午，有一个印度人去街上买东西，才听说三个印度人被汛把总抓走一事。毕竟，整个洪江城里，外国人是很少的，印度人更只有他们这几十个。既然汛把总署抓的是印度人，就完全有可能是他的同伴。这个印度人回去跟大家一说，彼此了解，立即意识到，确实丢了三个人。他们把这件事报告给了西先生。

西先生听说此事，原想立即去找王顺清。

西先生和王顺清其实很熟悉，不仅仅是熟悉，而且有利益勾连。大清朝的腐败，已经深入骨髓，任何一个生意人，如果不和官场搞利益输送，别说赚钱，就算是立足都不可能。相反，在权力庇护下，可以财源滚滚。大权庇大财，小权庇小财，所有做大生意的人，背后都有根盘错节的权力网。别看洪江这样的偏远地方，富豪有几千个，与此相关的权力网，就会比蜘蛛网还复杂。西先生和王顺清的关系，主要是交保护费，除了向汛把总署交一份明面上的，还要暗地里给王顺清一大笔，这一笔中，还包括了交给乌孙贾的。

因此，西先生根本不相信王顺清会抓自己的人，就算是要抓，也只是做做样子，走走过场。所以，他坚定地认为，自己去找王顺清要人，一定不成问题。